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对策

非法证据没有被及时排除,法院对被告人定罪时将其作为依据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可以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还可以减少法院的误判。近年来中国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从目前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出发,寻找解决对策。     

关于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 ,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的概念界定以及对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进行探讨 ,强调现阶段在我国 ,必须依国情、依刑事程序中的权衡原则 ,建立起原则上排除 ,但设若干具体、详细的例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并提出了与该原则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     

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方法

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予以确立和完善.但是,在立法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实践中的某些老问题似乎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在非法证据排除证明中,有些法官仍然要求辩方进行“严格证明”,却允许控方进行“自由证明”.对于控方证明方法的要求类似于严格证明,但对于辩方证明方法的规定则不甚明确.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力的发挥,应当正视那些易被利用的疏漏,对模糊的规定加以明确,对阙如的规定进行增补.     

论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是一切包含违法因素的证据。现实社会实践要求排除非法证据。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我国宪法精神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制度的要求,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和必需。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考虑不同时期的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期,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主要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特别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排除的范围还应当把非法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纳入排除的范围之内.法院审判部门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都应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执行主体,有权决定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以分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和审判阶段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设立诉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在审判阶段通过设立庭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在中国的立法中近乎处于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但是在实际的证据采信中,非法证据的大量出现不但会给法官的裁断造成障碍,还会给相对人对证据的采集造成极大的不利。于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各国的立法中相继加以不同程度的利用,并在民事、刑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也在这两方面大胆地对西方的法律做了借鉴,但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排除规则的利用仍然要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本土化构建

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诉讼是证据的博弈,一切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而展开。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证据的运用不适当,冤假错案频频见诸报端,因此构建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势在必行。而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证据规则,必须分析本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才有可能制定出既合乎本土特征又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排除规则。     

比较法视域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目的追求、体制结构以及机制模式,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各有不同。运用比较方法理论,在对比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和地区司法运作的基础上,试图理顺和廓清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程序以及法律效果,从而为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

全面了解直接与刑事证据打交道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意义的。对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和普通民众所进行的调查,充分显示了他们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看法和预期。     

司法改良和不彻底主义——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证据部分的分析(英文)

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修正,较修改前的内容有进步之处,也存在若干不足。例如,立法中虽然认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但却并不认同沉默权,而且保留了行为人的供述义务;对"威胁"、"引诱"和"欺骗"这些非法取供行为发出宽容的信号;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取证行为缺乏坚决遏制的立法态度;对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来说,虽然规定了人身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司法处分措施,却没有规定这一制度最为重要的传闻证据规则,等等。     

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则探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述评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八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取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保证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例外规则。总之,毒树之果理论的研究和借鉴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对“证据”概念及属性的法理解析

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项规定的出台,对我国刑事证据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关证据概念的定义以及证据属性的定位,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学术界中有关证据概念存在着事实说、统一说、根据说之异议,而在证据属性上则包括了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争论。但是,现实法律中,在证据的概念和属性上则分别恪守着事实说和真实性的定位。这种在证据概念与属性认知上的不同差异,不利于现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依据学理上对证据概念和属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证据就是事实,其唯一属性是真实性。而合法性与相关性则是法律上判断证据有效与否的标准。     

从防止警察违法角度反思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直接关系着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阻却警察违法的说法出自于美国的学说和判例,也就是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确保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能够遵纪守法,进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实践中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同时满足必定性、及时性与严厉性.我国从侦查到审判的诉讼过程虽然也注意发挥该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但是该规则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和外在因素导致的缺陷,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仍需要采取措施来完善.     

证据损害理论：潜伏性毒物致害侵权诉讼中的可选择理论

在潜伏性毒物致害侵权诉讼中,由于经历时间久远、证据缺失以及造成损害结果的事实不确定等因素,对诉讼裁判的准确性造成极大困难。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后来法庭无法对事实进行裁定,有时是由于当事人的不当行为所致。这些不当行为人才应该对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应的致错风险承担责任。是否应该让这些当事人承担这种证据损害的责任、其法律标准应该如何设置以及对于那些遭受证据损害者法律应该给予他们何种救济都是这种特殊侵权诉讼中可选择理论———证据损害理论所要探讨的重大议题。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和特点

举证责任是证据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一个富有争论性的问题。本文试就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特点,略述管见,权作引玉之砖。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据此规定,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可以界定为: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举出证据和规范性文件加以证明,如果不能举出证据和规范性文件加以证明,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责任。关于认定举证责任的性质问题,其说不一,有所谓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责任说和后果说等种种主张。笔者认为,后果说较为可取。     

论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问题是民事诉讼中的前沿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民事诉讼中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这使当事人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或者故意不出示证据而拖延诉讼的情况屡见不鲜。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 ,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逾期举证的情况下设定了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 ,这有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在举证时限问题中 ,当事人新发现的证据的界定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 ,证据交换制度成为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改革制度。     

大数据背景下职务犯罪电子证据取证问题研究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进行技术调查的权限,其《实施条例》又对监察机关电子证据取证规则进行更为严格细致的规定。大数据背景下,纪委监委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认定成为打击职务犯罪的强有力武器。职务犯罪本身具备隐蔽性强、犯罪方法技术性强等特殊性,采取传统的取证方式难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因此大数据技术对于电子证据获取的研判就更加重要。经大数据筛查检查后的电子证据在法庭上经过质证环节能够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从而有效惩治职务犯罪中的被告人并且震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中日钓鱼岛之争中的有效统治证据分量考

有效统治作为一国对争议区域行使主权活动的行为,已经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但是,有效统治并非一种法律权利,当有效统治行为与体现权原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后者处于优先的地位;而且,有效的国际条约具有决定性分量.同样,中日钓鱼岛列岛争端中所涉及的相关条约应具有优先性.但是,不应忽视历史证据,尤其是有效统治证据的分量.为了巩固我国对钓鱼岛列岛享有的历史主权,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统治措施,进一步彰显主权.     

从“钓鱼执法”看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问题可探究的问题至少包括:对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进行重新界定,挖掘出其不同于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和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特性;理清影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认定权衡标准的因素,力求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最优效用;提出"陷阱取证"的合法性界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最终目的。     

非法持有毒品罪司法适用相关问题探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情节严重”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忽视其适用容易导致量刑不均衡,应从毒品数量和持有毒品的人员、场所的特殊性等有关情节入手对其予以准确理解和适用.对多次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行为人每次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都不足数量较大标准,累积起来才够数量较大(甚至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毒品数量不可累积计算；行为人某次或者每次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都达到了数量较大或者数量大的标准的情形下,毒品数量可以累积计算.对于代购毒品行为的认定,应从“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等角度加以把握,以准确认定由代购毒品而成立的非法持有毒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