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论钱谦益和“东林”的关系

论钱谦益和“东林”的关系［韩国］姜正万一研究目的钱谦益在明代生活６０年，和东林党局纠合一起，休戚相关。他是东林党的重要成员，学术思想也和东林学派有渊源关系。东林学派和东林党，前者是学术团体，后者为政洽派别，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政治上，东林学派与...     

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

明末政争是在众多复杂的以地域或师徒关系为纽结形成的政治集团间展开，而非以某两个固定集团为凝定的分野所进行的持久的政治交量。东林党非是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政治概念，是作为“君子”派的对立派人物为打击对方而强加与之的。东林学派人物在学派未形成之先实直接参与了政争，而此时既未有东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也未有“东林党”这一概念称谓。及至这一名目出现，直接参与政争者又非东林学派人士矣；此时东林学派人士的政争参与只是采取舆论影响的间接形式。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虽然在外延(人员构成)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性,但从其内涵来看,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晚明政坛上以顾宪成、李三才、叶向高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政治势力;而东林学派则是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晚明一个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学术团体,他们以程朱理学为归趋,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和纠弹。东林党和东林学派都是实存的,这是由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性所决定的。     

东林学派的“新心学”建构——论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对于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型,学术界有不同的诠释。其中,钱穆、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回归思想自身源流,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通过对东林学派"新心学"建构过程的分析,能够将明清思想转型从"学术转向"视野推进到"哲学转向"的视野,更好地挖掘"内在理路"范式的思想潜力。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完整地展现了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思想历程。从理学义理核心——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角度揭示东林学派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厘清其源流,是探讨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一个新视角。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东林学人高攀龙拟陶诗刍论

高攀龙不仅在学术上是东林学派的主要领袖,而且其诗歌创作也代表了东林学人的最高成就。高诗格律清和,诗意冲澹,以效陶著称。清人沈德潜称其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此说并不符合高诗创作的实际情况。高攀龙十分仰慕陶渊明,并视陶为异代知音,其在诗文中一再表达对陶氏的激赏,而且在诗歌创作中也有意学陶,留下明显的效仿痕迹。虽然高攀龙并非“无心学陶”,但高诗仅得陶诗委任自然、达天知化的一面,而缺乏陶诗中丰富饱满、真挚动人的情感内蕴,因此整体上不及陶诗生动耐读,这与两人不同的生活境遇以及高攀龙的性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东林学派的新型伦理观要论

东林学派是明代末期一个颇有社会影响的学术团体,其学风以经世致用为鲜明特征。他们的伦理思想,既禀承传统儒家的宗旨,又富于时代特色。就本体而论,他们抨击无善无恶说,复兴性善说;在道德实践方面,而倡导主敬与慎独的道德修为工夫,反对虚玄。这种求实务本、知行并重的新型伦理观,为明清之际的实学开启了方向。     

周敦颐思想对东林学派的影响

在对天人社会宇宙本体的认识与解释上,作为一位思想“广大宏博”的学派宗师,周敦颐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显著贡献。他的《太极图说》与《通书》这两种著述篇幅虽都不长,但“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宋史》卷四二七·《周敦颐传》)几乎包括了儒学讨论的各个方面,并给人们形象地描绘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实体。它代表了宋代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峰与里程碑。他所提出的解释天地万物的构思框架与认识论,对宋代以后的各个学派均产生了长期、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中,对明代东林学派的影响亦较为     

结构与思想的结构史

思想的结构史即从结构的角度界定思想史,并展开新的研究。这一角度要求将思想史看作一个有不同层次的、复杂的结构整体,整体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之中。思想史研究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理论探索。由此出发重新讨论思想史的各种组成部分相互间的关系,并对思想家、流派、断代形成深入的理解。思想史只能面对符号系统所体现的思想,并且只能用语言(符号)表述和建构思想。思想的结构史研究与传统的方法并不矛盾,它在吸收结构主义方法的长处时,通过对结构的解释保持了人文研究的传统。     

试论三种逻辑关系——以形式与内容关系为视角

传统形式逻辑、康德先验逻辑和思辨逻辑都研究思维形式,它们都是广义的形式逻辑。但前二者由于所研究的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它们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就不是真正的思维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的形式逻辑。思辨逻辑所研究的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是真正统一的,因而它所研究的思维形式是真正的思维形式,从而思辨逻辑是真正的形式逻辑。讨论了这三种逻辑对传统形式逻辑矛盾律的态度,进一步认清了这三种逻辑之间的关系。     

试论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及其语言效应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难以分割,每一种语言都负载着其特定的民族文化。阐述了中西不同的思维模式对语言的影响,从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具象性思维与抽象性思维、圆周式思维与直线式思维等方面对中西方语言与思维方式进行了对比分析,深化了对中西语言文化的认识,对外语教学及跨文化交际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创造性思维与理工科学生创造性能力的培养

阐述了创造性思维的内涵、本质特征以及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意义 ,提出转变教育观念、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营造创造性思维的优良环境、培养学生非逻辑思维能力的建议     

新时期语言和思维问题讨论述评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语言学家极为重视的基本理论问题。从 1979年到 1983年这五年内主要围绕着“语言和思维孰先孰后”和“语言与思维工具”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次讨论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共识 ,但仍有一些分歧。这次讨论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传统的理论观点 ,促进了我国学者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     

简论《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包括救灾思想、救荒思想、救国思想、救民思想四个方面。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的健康和稳定。这是《穀梁传》的大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思维的内涵及其意义

生态思维就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与原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生态思维具有系统整体性的认知结构、开放性的思维视野、前瞻性的思维战略与和谐性的价值取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生态思维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     

实用写作中主体的多样性与写作主体的特质思维

实用写作有写作主体、表达主体、接受主体之区别 ,在实用写作过程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就写作主体而言 ,就必须具有与基础写作、文学创作一般思维不同的特质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主要有格式化思维、换位式思维、整体性思维以及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创新性思维。     

中国早期的法和经济学思想研究

法和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法和经济学思想在中西方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文章介绍了先秦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前期中国先哲们的有关法和经济学的思想，说明我们的先哲们所具有的法和经济学思想的历史要远远早于西方的法和经济学思想的历史，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有关法和经济学的文献中，都几乎没有提及我们的先哲们的法和经济学思想，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和发人深思。     

包世臣与晚清今文经学经世思潮的传承

经世思潮的盛行,源于乾嘉年间常州学派的提倡,而至龚魏时则大为显耀,成为学术界的翘楚。传统观点认为．今文经学在常州学派的提倡下,转变为经世思想,后被龚自珍、魏源等接收,演变为道光年间的显学。然而,学术界对两者之间的承接却讳莫如深,或者牵强。事实上,包世臣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将常州学派的思想传递给龚自珍、魏源等,进而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