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与胡寄窗先生商榷

胡寄窗先生在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对先秦经济思想所作的论述,有某些见解值得进一步讨论,而《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的说法,便是其中之一。胡先生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又发表了“《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一文,进一步作了论述。本文拟就这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胡先生商榷。胡先生认为《管子》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代表新兴商人阶级的利益”,“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1.“从他们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论述的核心一点看来,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     

《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与胡寄窗先生商榷

《管子》是先秦经济思想材料较丰富的古籍。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对《管子》经济思想的评述,占全书六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提出许多独特见解,这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阶经背景,胡先生认为,从《管子》作者们“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论述的核心一点看来,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管子》的作者们一般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而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新兴土地所有者的要求……。《管子》主张广泛而     

论墨子代表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说:“这里考察的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任何人总是一定的阶级关系的产物,人们的思想意识总是反映看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在确定一个阶级的政治方面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究竟属于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时,就必须分析这个人物思     

文艺创作不能没有阶级观点——评江流同志的《还魂草》

近几年来,江流同志先后在《安徽文学》上发表过《还魂草》、《三个短篇》等作品,这些作品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还魂草》,问题更多。这个作品在读者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加上在随后的讨论中,又出现了一些并不算中肯的评论,就使读者更难明辨是非。为了清除这种影响,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感到今天对《还魂草》重新作一个评述,还是完全必要的。《还魂草》的主要情节,是描写解放前江南农村由于血吸虫病害所造成的一个妇女的惨痛遭遇,以及解放后得到治疗的情况。     

再谈经济利益与经济规律——答刘扬文同志

《社会科学辑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刊登过我写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规律》一文,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经济利益是经济规律运动的客观动因,经济利益的矛盾是经济规律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经济规律的运动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规律运动的结果,又表现为人们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探讨性的意见,是很不成熟的。同年第三期《社会科学辑刊》刊登了刘扬文同志写的《也谈经济利益与经济规律》一文,和我持相反的观点。对于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正确评价王茂阴的货币理论——与叶世昌同志再商榷

我阅读了叶世昌同志的文章《王茂荫在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考虑了在文章中对我的《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文章提出的意见。他批评我“在评述王茂荫的的货币理论时,没有联系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成就”。这个意见符合我那篇文章的实际,我向叶世昌同志表示感谢。但是对他的答辩,以及他关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的某些意见,我觉得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向叶世昌同志再提出几点商榷的意见。     

王茂荫货币理论述评——兼与叶世昌、侯厚吉等同志商榷

王茂荫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在货币问题上所发表的议论,虽然是从缓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出发、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却包括着某些维护人民利益、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因素。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茂荫尽管基本上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但是,由于他一方面接触社会实际,了解商业资本和商人的作用,熟悉社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对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对近代初期货币问题的讨论作了一定理论概括,所以,对于货币问题的某些分析是十分中肯的,达到     

《水浒》作者代表哪个阶级的思想

《水浒》的作者究竟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我们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深入探讨《水浒》的主题思想,从而对这部古典文学巨著作出正确的、恰如其分的评价的一个重要关键。王俊年、裴效维、金宁芬三同志的《<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和陈辽同志的《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并分别得出《水浒》作者代表“大多数中间状态的农民的思想”及“地主阶级中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结论。对于《水浒》作者是代表“中间状态的农民的思想”的论点,王俊年等同志并没有提出多少     

《管子》研究的新开拓——评池万兴同志的新作《〈管子〉研究》

池万兴同志的《&lt;管子&gt;研究》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2004年6月版)。这部专著是他对博士学位论文经过精心修改、补充后形成的。这是我国《管子》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作为最早读过他的博士论文手稿的人，我从内心感到由衷地喜悦!这部新作，融文献的考证、疏理、辨析、论证于一炉，发前人之未发，解决了一些《管子》研究方面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管子》研究的新开拓——评池万兴同志的新作《〈管子〉研究》

池万兴同志的《〈管子〉研究》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2004年6月版)。这部专著是他对博士学位论文经过精心修改、补充后形成的。这是我国《管子》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作为最早读过他的博士论文手稿的人,我从内心感到由衷地喜悦!这部新作,融文献的考证、疏理、辨析、论证于一炉,发前人之未发,解决了一些《管子》研究方面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管子》是中国先秦时期别具特色的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在战国时广泛流传的政治教科书。20世纪以来,虽然有郭沫若等人的《管子集校》、罗根泽的《管子探…     

怎样认识阶级观点——和《“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商榷

<正> 王学典同志《“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认为:阶级对抗、阶级斗争主要是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本身,阶级剥削和压迫是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和劳动阶级一样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创造者,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即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王文虽然不乏启发意义,但就其基本见解看,几乎都曲解或误解了经典作家关于阶级观点的基本思想.为了正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     

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究竟有什么精神——与陆钦同志商榷

陆钦同志的《庄子有阿 Q 精神吗? 》(《江淮学刊》1963年第4期)一文,基本上可以概括成这样两个意思:(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子思想现代化;(二)鲁迅在《阿 Q 正传》中所描写的雇农阿 Q ,其人品质糟得很,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庄子好得很,他不仅没有阿 Q 精神,而且是情操高尚的人。我认为陆钦同志的观点及其论证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点,他是误解了关锋同志的意思,并借口反对现代化,割断历史联系。第二点,抽象的谈论“反抗”、“战斗”、“骨气”之类的东西,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下面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同陆钦同志讨论。一、说庄子有阿 Q 精神,就是把庄     

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心雕龙》——答马宏山同志

一《文心雕龙·序志》中讲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马宏山同志对这里的“极矣”二字颇感兴趣。他在有关文章中反复强调“极矣的地位”、“极矣的价值”,多达六次。什么是“极矣”呢?是什么“地位”、什么“价值”呢?鄙见不敏,幸有马论原文: 刘勰认为“文之枢纽”在《文心雕龙》之中居于“极矣”的地位。……“文之枢纽”既居于“纲领”之中的“极矣”的地位,那么它在“纲领”之中所起的就一定是“提纲挈领”的作用。(《也谈》) “文之枢纽”的五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极矣”的价值的,而不是只有“原道”和“宗经”两个项目才有“极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各自的分量,不可或缺的,……(《再论》)     

再论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答李秀林、郑杭生同志

阶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已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反复证明.坚持和正确理解这一观点,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去年十月间,李秀林、郑杭生同志在《没有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见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论点:认为阶级本身"是一个经济实体"、"科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从爱尔维修到马克思:如何正确理解“利益规律”——敬答李宏同志的《“利益规律”质疑》

李宏同志的《“利益规律”质疑》一文的发表,相信会引起人们对“利益规律”的关注,并推动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因此本人对李宏同志的文章表示热烈的欢迎。李宏同志的文章(下面简称“李文”),分析发微,材料丰富,并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进行论证,读了感受颇深。不过令我迷惑不解的是,李文并没有按照题目的要求,正面讨论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利益规律,却绕过这个带有根本性和实质性的问题,仅仅对我文中顺便提到的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及     

有关《文心雕龙》的一些问题——答吴林伯同志的辩难

读了《江汉论坛》1980年6期吴林伯同志评论拙作《论<文心雕龙>的纲》等三文的大作后,获益良多,无任感佩!然而笔者尚有与吴同志商榷者,特草此文,以答雅谊。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有一句话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笔者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的。通读吴同志的大作后,感到我们双方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文心雕龙》之“道”的理解。吴同志认为《原道篇》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而笔者则认为是佛家之道,从而也就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笔者决定对《原道篇》之所     

《洗兵马》系年再辩——答徐树仪同志

<正> 读了成都《草堂》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徐树仪同志的《洗兵马》系年的再析疑》,觉得不能辜负他为我们这些坚持《洗兵马》作于乾元二年的人析疑解惑的诚意,应该把我自己拜读他的大作之后的想法,诚实地向他陈述一下。《再析疑》一文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三点: 第一,承认本诗系年的分歧,“确实是主要集中在诗歌的第一段”。第二,承认了“乾元元年春天河北前线的战事”处于“暂时沉寂”的状态。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

1918年5月,滇、桂军阀为了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一般论著都以此作为孙中山对军阀本性认识发生“质变”的标志和根据.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实际?孙中山是否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如同宣言那样实行了依靠工农群众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可以研究的. 笔者坚持认为,虽经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实践、革命战略的重心,仍然是依靠军阀反军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军阀.他仅能做到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做到的这一步.超出此点,即意味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本人是“终身不悟”的.我们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现就一些重大战争问题看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再述管见,求教于胡显中同志与学术界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