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

本文研究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并论述其在文人拟乐府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新意义，指出其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文章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从魏晋拟篇法到齐梁赋题法的成立；二、赋题法产生的直接机缘：沈约等人的赋曲名之作；三、赋题法与南朝诗赋创作重题、咏物之风的关系；四、赋题法与齐梁迄唐边塞诗创作的关系。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论

从本质上讲,南朝文人乐府诗不同于非乐府诗的写作特点在于它的虚拟性。非乐府诗所写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当下感知的情境;乐府诗则因其写作的拟代传统而形成对当下情事的疏离,所写内容多出于臆想和虚构。这种虚假化的写作方式对南朝文人乐府诗意象的艺术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拟＂使意象具有递相沿袭的特点,＂虚＂则形成了意象的装饰性和象征性特征。同时,随着诗坛风尚在齐梁时代的变迁,南朝文人乐府诗中也表现出了某些写实的倾向,这些诗中的意象多是具体可感的。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试论南朝文人乐府诗的主题取向

南朝文人乐府诗的主题取向主要集中在怀人思乡、感伤衰亡及杀身卫国、孤高愤世等几个方面 ,虽大致没有超出前代乐府诗设定的范围 ,但表现形式更丰富多样 ,表现手法更细腻生动。南朝文人乐府诗对上述主题的表达 ,或情思哀伤 ,或意气风发 ,或感慨深沉 ,或语辞愤激 ,显示出极高的情感价值。相对来讲 ,同期文人徒诗则普遍缺乏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二者恰成鲜明对照。这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论晚唐乐府的两种创作倾向

晚唐乐府诗的创作出现了两种创作倾向：一方是刘驾、皮日休等人,他们有意恢复汉魏古乐府的传统,继承中唐新乐府抨击时弊的创作精神;另一方是以温庭筠和李商隐为代表,他们将艳情作为乐府诗新的表现题材,关注内心世界,情感深微细腻,营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境界。     

论唐宋游仙词

游仙词是唐宋时期道教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古代诗歌中游仙传统,尤其是中晚唐艳情游仙诗的延续和发展,又与词体功能的扩展相关.唐宋游仙词创作较为繁荣,大致经历了一个形成、成熟到繁荣的过程,其创作特点也由艳情化游仙发展为以梦游仙.同时,唐宋游仙词呈现出鲜明的文体形态:词作主旨的隐喻特征,即词人往往以游仙寄托人生之感和隐逸之思,借游仙隐喻艳情事迹或体察道教义理;虚构和梦幻化的游仙意象使词作表现出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文人通过游仙来获取精神愉悦和心境的清雅之趣则是游仙词功能的主要体现.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建安诗歌的发展,是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诗这两大源头交汇融合而高潮迭起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化的过程。学术界对曹操在这转化过程中的贡献,有些漠视甚至无视,我们应重视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

盛唐延续了初唐的去音乐化运动，古风中的乐府和歌行盛行，造成了音乐消费的空缺，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以满足对声乐歌词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唐时代，直到词体形式的代兴，才渐次出现了词体取代声诗的现象，因此，盛唐绝句声诗的兴盛可以看作词体发生的前夜。     

论元稹农事诗

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一位重要诗人,随着他元和五年被贬江陵,元和十年被贬通州,诗歌创作出现新格局,重要表现之一即是农村题材大为增加,对民生疾苦尤为关注。元稹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的生产活动、生存状态、风俗习惯等为表现对象的农事诗创作,是元白早期提倡新乐府写作精神的继续。     

论清代的咏史乐府诗

清代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乐府诗创作,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咏史怀古类的题材乃成为了诗人们的最爱,因之,各种类型的咏史乐府诗即因此而产生。其中,以尤侗《明史乐府》与洪亮吉《晋南北朝史乐府》最具代表性。尤侗与洪亮吉与元末杨维桢、明初李东阳又被合称为"咏史乐府四大家"。四人的咏史乐府诗,在长达600年的历史长河里,既前后相续、一脉相承,又各具个性与风采,代表着咏史乐府诗史上的四座高标。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唐代叙事诗繁荣探微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实质是乐府诗兴盛的结果,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量诗人创作了为数众多的经典乐府叙事诗。在中唐由白居易、元稹提倡,一大批优秀诗人积极参与,形成了乐府诗创作的高潮--新乐府运动。唐代乐府诗作多以反映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为主。唐代诗文对六朝文风的反拨、向汉魏风骨学习的复古文学思潮以及歌行体的完善促进了乐府叙事诗的繁荣。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乐府咏史诗的发展与演变--以《乐府诗集》为文本对象

汉代乐府咏史诗初步体现了以史为鉴、讽时刺世的功能,可入乐,最早采用了史叙、论述咏史体式。魏代注重历史兴亡的探索,借史言志抒情,开拓出新的功能,入乐目的是为了干预、戒鉴现实或言志,确立了史赞体咏史诗。晋代故事乐府盛行,思想内容儒化,背离讽时言志传统,音乐性质雅化,但出现了自制新歌以供娱乐的新特点。南北朝表现出创作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点,入乐目的是为了娱乐,开拓了咏史的娱乐功能。唐代也有女性化、趋同化特点,但原因、内蕴与南北朝不同,题材广泛,功能得到全面开拓,表现出新的特点,如注重对本朝史的反思,体现了向咏史词转化的性质等。     

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探析——以李睟光为中心

在朝鲜古代乐府文体批评中,除了李睟光明确以＂古乐府＂来命名、研究之外,其余研究者如洪万宗、许筠、李翼等大都称＂乐府新声＂、＂乐府＂、＂乐府诗＂、＂歌词＂、＂歌曲＂等来标识和品评。李睟光注意到乐府体制的演变、发展与衰亡以及乐府文体批评中的辨体意味等;洪万宗所注重的是乐府及其变体中的音律的不同;李翼重在乐府探源,并且从唐代＂新乐府＂的声调、格制、色彩的文体角度,区别了朝鲜乐府模仿创作与中国乐府创作的差别以及不足。这些朝鲜古代文学批评家所进行的乐府文体批评,标志着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自觉＂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