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社区民间组织的作用探析——以济南市L区Q街的个案为例

在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日益增加的趋势下,民间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是纵向式的"区—街—居"社区行政管理模式的有益补充。社区民间组织在城市基层政府的指导下,全面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社区组织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的互动关系,可以有效盘活社区资源,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促进社区自治。     

群众路线视角下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简

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对拓展民众有序政治参与途径,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和谐,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发展和完善民间组织,需要正确认识民间组织的作用,支持和引导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健全和完善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优化民间组织生长发展的法律制度条件;拓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民间组织自身的素质与能力建设。     

地方政府政治均衡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关系研究

现实中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和效用考虑实现的政治均衡往往会偏离经济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导致资源配置失当和低效,以及总体社会福利的损失。以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函数为基础,研究了地方政府政治均衡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规模与结构。结论表明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政治价格和边际收益以及边际成本曲线共同决定了公共物品的均衡产出,政治价格相等是均衡产出实现最优的充分条件;消费者的政治影响力上升或纳税人的政治影响力下降都将使政府扩大供给规模。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均衡往往偏离社会的最优状态,采取农村社区村民自治、市场参与和民间组织的介入等手段,不失为目前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行举措。     

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通过对"烟雾山"供奉各路神仙庙宇以及庙会期间当地参会民众行为的考察,认为这种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现象,折射出了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进而通过对地方政府对庙会文化活动的主导以及国家与民间社会对庙会文化双重解读的探究、通过对地方庙会活动中积极分子的访谈,揭示出在目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具体地域民间信仰聚集地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其最终形成乃是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     

非遗保护实践中的社区参与能力培育研究——以湖南江永勾蓝瑶洗泥节为例

文章以勾蓝瑶洗泥节为例,探讨非遗保护实践中社区参与能力培育的相关问题。由勾蓝瑶寨人民群众自主成立的表演合作社具有民间组织的雏形,且寨子中已有一批具有较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地方人士。从瑶寨目前情况来看,当地政府可以转变角色,为地方人民群众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笔者认为,地方人士在培育民间组织中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当地人民群众以“家族”为单位轮流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地方政府积极构建洗泥节人才教育与培养机制。这是目前增强作为勾蓝瑶寨民间组织的表演合作社的活力、创新民间组织制度和吸引更多当地人民群众参与非遗保护实践的重要举措。     

浅议我国民间组织政策参与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民间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本文论述了在民间组织政策参与过程中,政府对民间组织政策参与的接受程度不够,民间组织自身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不够,现行体制的不健全等现状,提出了政府转变观念、健全法制、拓宽参与渠道,民间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等对策。     

基层自治：纵向分权和多元治理——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自治以中央集权与基层自治辨证互动为理论分析框架,随着改革的深入,该理论分析框架无法合理解释和解决基层自治中纵向的分权问题、地方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力分享问题。新近兴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强调纵向分权、多中心治理结构、公民参与及寻求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地方治理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较好的胜任新时期基层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社会合作：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新视角

本文从社会合作视角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做出探究。社会合作已成为政府治理理念的新视角与新方向,这决定了政府治理要做到政府与公众,政府与民间组织、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积极培育与公众共同的价值观、积极开展公众反馈机制、积极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让公众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通过摆正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和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让民间组织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重构良好的政企关系让企业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柱。在多元共治中查漏补缺,提高治理能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体系。     

公民参与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制度中的作用

国内对西方国家地方自治、尤其是地方的公民参与问题的系统研究在此前尚属空白。本文详细介绍了西方国家地方公民参与的各种形式和内容,探讨了它们在权力结构中运作的方式及其意义。文章评析了作为主要参与主体的社区组织和利益集团在维护地方自治中的主要活动及其作用,指出,现代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单纯依靠自身权威和力量已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统治,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试图从体制外寻求新的政治资源;同时,参与机会的增多和民主权利的扩大也正围绕着政治进一步集中的要求进行。文章指出了公民参与由于受到制度、体系的约束而具有的局限性,从而用一粗线条勾勒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在地方这一层次的运行轨迹。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行会祛魅

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行业协会是必不可少的民间组织。因为，虽然政府信息可能有限。政府会做错事；政府官员更有可能进行权力寻租。因此，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可以代替政府进行自治和行业管理；民间组织更是形成市民社会的强大动力，从而抵制政府的权力滥用，促进法治与宪政的良性发展。因此，行业协会从性质上讲，是与政府无关的组织，一个跟政府权力纠缠不清、有“二政府”之称，尚未“祛权力之魅”的行业协会，难免会沾染官场的官僚与腐败。     

社区民间组织的居民参与——以东阳市D社区为例

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目前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凝聚居民的社区自治组织处于成长和发育阶段,居民参与状况如何是评价社区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以浙江省东阳市的D社区为对象,研究社区居民参与民间组织状况,指出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对策建议。      

政府意志与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研究

政府在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农村民间组织制度安排的变革离不开政府的意志表现和努力意愿。为使农村民间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威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同时为防范民间组织的异化风险进行严格的管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民间组织发育成长的延缓。政府创新,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     

论德国的政府间关系

德国的政府间关系呈现为相互依存的合作型模式,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此种模式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参与决策,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联邦政府也运用财政手段去控制各成员单位,干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务。德国的政府间关系还体现为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州政府间和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联系,显现出地方政府自治权力扩大的趋势。德国政府间关系的协调机制保障了政府间的沟通与协作,有效避免和化解了政府间的矛盾冲突,保证了德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庙会的社会文化运作机制研究——以广西鹿寨县中渡镇庙会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文化出现复兴热潮,庙会研究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渡庙会的复兴是地方精英、普通民众、民俗文化协会与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协商、合作的结果。庙会发展背后蕴涵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镶嵌着当地社会文化的运作机制。     

加快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的思考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树立合作治理理念，建立良性互动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不断激发民间组织的社会参与活力，使政府组织、企业组织与民问组织的“铁三角关系”更加牢固有效，同时，各民间组织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凝聚社会民众力量，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在政府与民众之问真正搭建起一座沟通理解桥梁，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汾河中游地区的庙会文化资源研究

清代至民国时期,汾河中游地区庙会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在庙会举办期间,祭祀演戏,酬神娱人,商品贸易,走亲访友,这些活动对民众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大量传统庙会得到恢复,但现代化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导致庙会的文化和市场交易功能都在弱化,社会交往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取决于更加复杂的社会因素。在当前的节假日旅游新常态下,如果地方政府致力于整合社会力量,优化生态环境,庙会一定能呈现出新的时代风貌。     

政治文明视阈下中国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

伴随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民间组织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载体，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资金、自主性、人力资源、社会声誉是制约中国民间组织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民间组织政治参与，政府必须转变观念，调整职能，健全法律法规，民间组织必须加强自身管理，勇于创新。     

地方政府参与城市和谐社区发展进程中的运行模式分析

指出政府参与社区发展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也是非原生型社区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政府在参与社区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又成为城市和谐社区发展的极大障碍;提出地方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变更政府管理方式的基础上,要向社区提供组织、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逐步实现政府参与社区建设的目标,即社区自治和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实现。     

转换居民的社区参与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能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

可以依据是否具有自主性将居民的社区参与划分为他组织参与和自组织参与两种方式(或类型).随着居民自治的推进,自组织的居民参与方式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但目前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还主要局限于社会空间相对较小的社区民间组织、业主组织以及地域空间较小、人数较少的居民楼栋单元或院落,公共性程度还不够高,这就需要实现居民社区参与方式由他组织为主导向自组织为基础的整体转换.文章就此提出若干对策建议:创新社区参与的体制环境;拓展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事务的范围,实现由情趣性活动为主的浅层次参与向以居民自治为核心的深度参与推进;健全社区组织,为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提供有效载体;探索网络时代社区公众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