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庄子人生哲学及其在魏晋的文学意义

成《易》《老》之学盛行于正始前期,《庄子》大兴于正始后期。从玄学中老庄地位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政治哲学向人生哲学的转化。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特色是精神上的“逍遥游”。到正始后期,士人已意识到政治黑暗无望,要摆脱名教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自然更倾心于《庄子》。于是,文人便能把抽象的思辨转化为一种浪漫哲学和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这种非理性的情感世界越丰富,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也就越大。这就是阮籍、嵇康能成为正始著名的玄学家,同时又是著名文学家的主要原因。     

玄学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

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时。此时的玄学早已发展成熟,郭象的“独化”论流行。郭象的“独化”论拔妙理于他人之外,认为真正的逍遥并不是逃避现实、背弃名教,而是不离人间而德合“自然”,标志着玄学自然观的最终形成。陶渊明接受了郭象的玄学思想并深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其诗是他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体现。这在陶诗中突出地表现为作者用玄学写诗、用玄学实践人生和对自然的深切追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对最平凡的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了无穷的意味和深长的美。诗人按照自己理解的玄学理论身体力行、实践人生,完成了诗化的人格,创意了人格化的诗,使玄学境界与诗歌创作水乳交融形成全新的意境。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竹林玄学的演进轨迹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因竹林名士先后存续于曹魏正始时期和西晋时期,其思想特性具有明显的跨阶段性。建立在调整名教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儒道关系,随着历史境遇的变迁和名士主体价值诉求的变化,呈现出"调和儒道"、"越儒任道"和"儒道为一"的螺旋上升的演进轨迹。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魏晋"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嬗变

魏晋幽深驳杂的历史土壤孕育了独特的理论思想,玄学家们通过审视魏晋禅代之际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困境,提出了自己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儒道的关系问题)这一玄学主题的独到见解。王弼主张拨乱反正,"崇本以举末",试图摆脱名教异化带来的现实困境;阮籍、嵇康投身道家,崇尚自然以保全自身;裴頠则顺应现实,坚决维护名教;最终郭象统一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从而将玄学的精神发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到达了魏晋玄学思想的顶峰。     

中华思想文化史上自我的蒙眬觉醒——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三)

一、自我蒙眬觉醒的哲学基础——玄学儒学之变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术,先后统治两汉人的思想达四百余年之久,至魏晋而处于极度衰微的境地,老庄哲学以崭新的形式而复活,是即魏晋玄学。玄学派别不一,其主流是崇"无为",尚"自然",轻"名教"。在玄学思想影响下,魏晋人的人生观,一般说来是对儒家尊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

魏晋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同一论思想之演变秦卫明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王弼、何晏发其端。《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日：“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老庄玄理之谈，而世遂贵焉……。”玄学主要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主体，揉合儒佛思想而成的一种哲学体系...     

王肃儒道兼治与玄学发微

王肃继承荆州学术玄学倾向,以驳郑为目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结果,往往有倾向于道家自然无为的政治哲学;其治经形式也是偏于义理发挥,解说简明赅要,在经学内部变革之中继续孕育着玄学思潮的萌芽。通过对王肃《孔子家语注》及其学行诸多抵牾之处分析,可以发现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王肃身上已有初步显现,他会通孔老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魏晋玄学统一名教和自然的中心课题;其对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多面影响。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试论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意蕴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是其玄学思想的体现,而且也是其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蕴含有独特的美学内容：人情纯真美、外表风神美和空灵飘逸美。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儒学渊源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继承了汉末清谈以来的儒家传统,其儒学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官方正统儒学思想;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儒道会通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潮,从中可探寻儒学发展的历程.     

名教的证成：袁宏与东晋玄学经史观

袁宏的治道思想主要集中在《后汉纪》的论中。以史论为文体,在玄学的理路中探讨名教治道问题,重塑经史关系,是以袁宏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家的思想特点。这一新的经史关系,是以史论为载体,以史事为实证,采用玄学的思考方式,回应经学提出的名教问题。与曹魏西晋玄学家的理路有所区别,袁宏不再将名教视作与自然相对的范畴,而是将之作为证成的对象。在论证方式上,袁宏以承认万物的个别性为前提,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万物互通互感的关系来论述君位存在的必要性,以此为名教之本。在范畴体系中,袁宏以性、情、心、理等为核心范畴,其中,性是其他范畴的逻辑起点,理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是六经的依据所在。     

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

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为魏晋玄学之三派。在"汉文疲敝"的背景下,竹林玄学以礼义文化为非自然,故而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玄学本质上是道家之学,他们对流于虚饰的文化批判在逻辑上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先导。从嵇康、阮籍的激烈态度至王弼、向郭的价值学说,其逻辑之演进有类于从先秦道家之"为道日损"再至儒家的道德重建。正始玄学"举本统末",其指归在于法"道"而行,趣于"同乎道"、"冥于神"之境。元康玄学"崇有"而倡"独化",其宗趣在于肯认人生之"自由"——自己由乎自己。王弼言"本无",可谓由体而发用;向郭倡"独化",则是由用而显体。虽然发论途径不同,体用不二之理趣则为共通。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王弼"自然"三维义

对王弼"自然"内涵的辨析,历来限于本体论的角度,这自然难以还王弼思想的原貌.释义学意义上的"自然",在本质上,同于"道"、"无",构成物的本根;在存在论上,它表现为物性自然,指物生存的自然状态;在方法论上,它显示的是自然而然,指应对、成就物的方法.从三维的角度分辨"自然"的意义,对深化王弼的思想研究和拓展以自然与名教为中心议题的整个玄学都是一个新的切入口.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论家风与家学对葛洪儒道观之影响

葛洪奉行的人生哲学经历了从前期的＂务实＂到中后期＂尚虚＂的转变,即其思想发展轨迹从服膺儒学到神游于儒道,最后皈依玄道。研究者普遍认为玄学思潮、政治变故及其人生经历是导致葛洪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但笔者认为葛洪家族渊源也是导致其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