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

校录师陀之"芦焚"时期之佚文,揭示其"一二·九"三部曲的创作过程及其文学史意义,探讨其《渔家》等别样的灾年叙事和《筏》等河患叙事以及义勇军叙事的多样尝试,考释其杂文写作、"太行山系列散文"及抒情散文《牧笛》的别样情怀,以师陀作品为例,讨论如何处理现代文学文献中似而不同的异文本问题,认为师陀不属于京派,而是一个准左翼作家或者说自由左翼作家——这对他才是实至名归的光荣归位。     

燕京大学与“一二·九”运动论析

燕京大学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华北严重危机下,积极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运动期间,燕大的大多数学生积极参与了12月9日与12月16日的两次大游行示威,并派代表联络南方城市的游行,燕大校方则对学生行动给予默许;燕大学生还参与平津南下宣传团,不顾寒冷天气,在民众中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燕大虽为教会学校,但学生却利用独特优势,不遗余力地参与抗日救亡,表现了极高的民族主义情结,更认识到联合民众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与宋哲元政治走向

宋哲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而“一二·九”运动是其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由尖锐对立到矛盾渐趋缓和再到双方联络联合成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透过宋哲元与爱国学生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窥见宋哲元的的政治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密不可分。     

“聆听低音”:战时报刊舆论动员的另—种可能——以“一二·九”期间《大众生活》“大众信箱”栏目为例

以《大众生活》大众信箱栏目对一二·九运动的报道为例,引入阅读史的视角发现,邹韬奋通过设置大众信箱这一栏目,给予读者发声的权利/力,表达他们的主体性诉求,使得作者/文本与阅读/读者这两个面向产生联结,进而共同演绎出了《大众生活》对于一二·九运动的媒介景象:即从慷慨激昂的情绪宣泄到理性冷静的分析思考,从新闻事件本身的报道上升到民族存亡问题的大讨论。这种聆听低音的互动形式,与传统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相比,无论是在方式还是作用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并因此激发出对新闻史研究现状与未来的若干思考。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扩张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密切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的奇耻大辱，它给中国人民和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中吸取的深刻历史教训是，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国家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同时要增强全民族的忧患意识。     

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

王瑶在20世纪80年代对清华文科学风的表彰,引出了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学派的内在学理与涵盖范围,却众说纷纭。将这一议题置于王瑶自身的学术渊源及其论说语境中来讨论,不难发现,他所阐述的清华学风,其学理基础建立在冯友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对二三十年代实证史学之方法与前提的修正与反思之上;而王瑶自己撰于1942—1948年的《中古文学史论》,则与同时期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共同构成了这一学风的产物:它们采取了一种近于客观的历史的阐释方法,同时又对历史中知识观念与批评价值的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从而突破了五四以来重估价值式的文学史研究范型,在学术史上代表了后五四时代一种对传统和历史更为开放的文史研究的新路径。     

国民党政府对“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之反应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5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3省,紧接着又发动“一·二八”事变,威胁远东金融中心上海和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乃至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内各派系开始重新聚合,无所作为的国民政府逐步对日采取积极的内政外交措施.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的外交选择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全部希望寄予国联与美国。然而美国政府在事变初期的静观政策助长了关东军的侵略野心,后者不断扩大战事。锦州危局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面外交,试图在不卷入中日战争的前提下,与国联合作迫使日本撤军,但却无果而终。最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却又遭到日本的无视,成为一纸废文。而美国政府并未采取任何强有力措施以制裁日本。事实上美国政府在中日问题上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其貌似公正的外交政策只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于事无补。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

英国和国际联盟如何应对九·一八事变,对当时局势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际联盟也做了维护和平现状的努力,但是英国的远东外交和国际联盟的努力终告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的移民侵略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巨大狂潮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日本移民入侵分为武装移民时期、“国策移民”时期。两个时期的移民特点表现为军事性、强制性和掠夺性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绥靖及其本质探究

“九·一八”事变后,英国主导下的国联非但未能有效阻止日本的侵华行为,反而在其不断纵容之下,日本侵华脚步不断加大。究其本质,此时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的退让,源自于一战后英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远比日本为低。英国这种绥靖政策的推行首当其冲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和平原则,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与第三党关系之考察

第三党是我国民主党派中成立较早,并且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政党派别。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与第三党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本文重点考察＂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1931年——1934年）中共对第三党认识和策略的演变过程及特点,并探讨产生这一认知的原因所在。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近80年之久。＂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新一轮侵华战争的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上涂上了屈辱而悲惨的一笔。从＂九·一八＂事变起,中经华北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     

“连珠”文体及其与《韩非子·储说》的关系

明杨慎认为"连珠"之体肇于韩非,"连珠"的特征是"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连珠"应是扬雄首创,但明显是受了《韩非子·储说》的影响。"连珠"的特征应是"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所以,运用"连珠"这种语体可写出各种文体的作品来,"连珠"的本质既不是论述说理,也不是抒情,但人们可以用"连珠"来寄予哲理,也可以用"连珠"来抒情。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林石,北宋熙宁、元丰时以明经笃行著称,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元丰时与赵抃游,名动京师。又尝与管师常、龚原论学,为学不辞新旧,经术事功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得益于他的培养。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肇基《春秋》学,详考其政治思想和仕绩,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至于温州太学九先生一致倾向于程氏学,这主要是在为己之学这一点上,温州的乡先生们、太学九先生们和程氏完全一致。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起点”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谁是“第一篇”现代小说,学界历来颇有争议。若仅从时间而言,陈衡哲的《一日》与李劼人的《儿时影》皆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似乎更具成为“起点”的资格,但所谓现代小说的“起点”不仅意味着时间层面的起始,更加代表了现代性质的开端。文学史的“起点”有别于文学的“起点”,它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以及学术考量等综合因素的判断和把握。因此,对“第一篇”现代小说争议的探讨和对“起点”文学史意义的考察,不仅是“时间”与“内容”之争,更是在深远、宏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下,还原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性与经典化。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 ,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到政治分离再到武力吞并的演变过程。尽管在此过程中日本侵华手段发生阶段性变化 ,但其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