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评介

《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一书是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46万字,于201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以粮政为节点,深入透析了国民政府时期粮食与政治、粮食与经济、粮食与社会变迁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抗战时期粮政的扛鼎力作。     

自然灾害对唐代地方官员的政治影响论略

唐代灾害频发,演变趋势呈现中前期相对较低、后期较高的特征,发生区域集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基层地方官员承担具体的救灾工作,务虚性的救灾行为较少。灾害奏报制度完善,日常规定和官员出巡相配合,政府按照法律规定对地方官员进行赏罚。考课制度与灾害奏报体制在运行中存在矛盾,影响救灾绩效与官员救灾方式的选择。灾害救济成效显著者获得荣誉褒奖和职位升迁的激励,弄虚舞弊或救灾不力者遭受朝廷贬谪或被百姓殴打或者击杀的后果。"灾异天谴论"与考课制度共同制约着官员的政治命运。灾害的发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响着官员的政治命运走向。     

搜集史料用力至勤 结构文字填补空白——评郝银侠博士的学术专著《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

郝银侠教授的《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一书,是近年来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的一部优秀力作,全书史料丰富,内容详实,学术性与专业性很强,是读者了解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之史实的精品图书。     

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

清代公文书初沿明制,分题本与奏本二种。地方大小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则用奏本;前者用印,后者不用印。康熙皇帝为了广耳目,防泄密,要求特定官员就所见所闻,亲自缮折,差人送至宫中,经其批阅后,发还当事人。这是康熙在正式公文书外,与亲信间另辟的通讯管道。这种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在雍正朝不仅持续进行,甚而盛大发展。雍正皇帝不但扩大了折奏官员的范围,而且订定规章,确立自缮折、传递、批阅、发还、缴回的程序,清代的奏折制度自此成形。乾隆十三年,以"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为由,废除奏本。题本与奏折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沟通管道,地方例行公事以题本上报,重大事件则折奏以闻,直达天听;这种君臣间公私文书并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成就了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以"整顿庶务,诸事务去浮文"为名,谕令所有具题之件全数"改题为奏"。此一谕令结束了题本二百多年来担当上下沟通的公文书任务,而改由奏折单独承担。不过,光绪二十七年的废题本不是改题为奏的开始,而是改题为奏的结束。乾隆朝以后,经由改题为奏的提出,奏折不再只是统治者与臣僚间的私人通信,而是与题本一样具有公文书的性质。我们今日所认知的例行公事用题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实是这个改题为奏过程的结果。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研究

水利兼衔制度是清代职官制度、中国古代水利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对清代水利发展、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产生了较大作用。本文从水利兼衔与水利职官的变革,清代水利兼衔的职官的范围与层级、时空演进,兼水利衔官员的职责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相似性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粮政之相似性主要有三:实施背景的一致性;实现目的之相同性;政策实施迂缓的相似性。两党粮政都是成功的,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之,从粮政的视角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清代驻藏大臣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经验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创新制度之一。驻藏大臣赴藏，在地方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区联动与密切的民族良性互动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治理中国西藏地区、稳定西部边疆、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清代钦差大臣存在原因探析

钦差大臣是我国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适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特点的特殊官职 ,在当时的各种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代钦差大臣派遣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清代专制集权统治下监察制度的不完善、清代吏治的腐败与高级官吏经济犯罪增加、清朝政府加强对地方管理等因素造成的。清朝经常派遣钦差大臣处理各类重要事件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八旗驻防族群土著化的标志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土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既有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关系发展的因素,也有驻防制度的变迁。从制度方面来说,归旗制度的废止与死者的就地安葬、在所驻地方参加科举考试、户口与京旗脱钩及诉讼就地处理,是驻防八旗土著化的基本标志。     

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

宋代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它们是路、州、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处于中央与地方连接点的特殊位置。监司官员在对地方监管过程中,广泛参与司法事务,在立法、司法、法律宣传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宋代法律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监司向中央奏报在地方司法审判、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宋朝法典的缺陷,完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宋代各阶层普遍重视法律、重视证据的时代背景下,监司官员在司法检验领域作出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创立《检验格目》、尸检《正背人形图》等新规范,撰写出了《洗冤集录》这样世界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法医学著作,涌现出了宋慈、郑兴裔这样著名的司法官员,为宋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法制高峰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简论晚清地方官僚体制的历史演变

清代地方官僚体制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官僚体制逐渐被新的制度因素所替代。从咸丰朝初年至宣统年间,各省地方政府的机构组成与人事管理制度都发生重大改变,逐步形成了以督抚为中心的新生地方官僚体系。这一地方官僚体系掌握了各省财政、军事、实业、教育、外交等方面的诸多权力,促进了以督抚集权为中心的地方官僚集团的生长,对于晚清地方政治演进发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民国初年各省自治运动与地方军阀的兴起提供了制度基础。它的发展轨迹构成了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     

论清代官服制度及其文化蕴涵

清代服饰是满族入关后 ,强行推行的游牧民族服饰 ,在中国服装演变史中是变化较大的一种 ,清代官服在此基础上产生。清代官服制度是我国历代官服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是在坚守本民族旧制度基础上参照了汉族服饰制度后加以发展的。清朝政府在制定服装制度时 ,既保留了汉族服装制度中的某些特点 ,又不失其本民族的习俗礼仪 ,是中国历史上服装制度中最为庞杂和繁缛的 ,其条文规章多于以前任何一代。考察清代官服对了解其时民俗与社会 ,以及衣、食、住、行均有助益     

移民、善堂与地方权力结构——以清代巴县至善堂为例

清代的巴县是以移民与移民后裔为主的城市。善堂在地方社会中不仅扮演着移民团体自我救济、互相帮助的角色,同时也是移民团体扩大在地方社会中影响力的有力方式。透过善堂,移民商人找到了进入地方权力网络的路径。本文通过对清代巴县至善堂的考察,力图揭示出善堂在移民商人与地方社会中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勾勒出善堂在移民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中的独特运行模式。     

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水灾是清代东北地区发生最频繁的灾种。清代东北地区水灾流布范围广,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农田被淹,土地荒芜;农作物收成减少,粮食歉收;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劳动力缺失等,均为清代东北地区水灾对农业生产产生的重大影响。     

光绪朝与雍正朝奏折制度之比较研究

雍正朝进折人员的增加主要取决于政治需要,而光绪朝折件人员增加除了和雍正朝一样的原因,还在于专折言事规定的实行.在折件内容方面,光绪朝与雍正朝相同的地方比较多些,只不过有细微的差别.在批阅折子方面,雍正朝运用外官与部门一起商议处理折件,而光绪朝却稀少.在奏折的存储方面,雍正朝具有比光绪朝更强的秘密性.以上比较说明:奏折制度与当时政局的关系密切.     

国家与社会:清代行会法的产生与效力——以苏州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苏州,作为清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市场繁荣.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法律制度的进一步需求,商人于是组成行会,制定行会法,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而国家(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通过调整法律制度赋予商入团体以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行会组织进行制度创新创造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又通过对这些制度的备案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这种合作表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清代中国的行会法与西方中世纪的行会法的功能具有很大的不同.     

浅议清代民间调处制度

民间调处作为清代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官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对其十分依赖,大量社会纠纷都会通过寻求民间调处方式得到解决。通过运用司法档案、契约等文献对清代民间调处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到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已经逐渐得到发展、完善,已初步具有调处主体类型化、调处运行机制制度化、调处依据多元化的特征。清代民间调处制度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民间调处在清代社会纠纷化解中扮演了更为重要与有效的角色。     

关于清代财务监督制度的思考

清代统治者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以监察官为主体的财务监督审计制度,加强对中央和地方的财务审计监督,在整顿吏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今天搞好各级财务监督审计工作,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