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晚清以降的国学思潮立此存照——写在《国学档案》前面

（一） 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关于这种“国学”概念出现的背景,王淄尘在《国学讲话》一书略有说明：“庚子义和团一役以后,西洋势力益膨胀于中国,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于是概称此种书籍日‘新学’,     

《浙江潮》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晚清,由于中国救亡图强的现实需要,各种政治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其中民族主义思潮十分突出,浙江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湖》杂志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们详细论述民族主义思想、积极重塑国民重铸国魂、大力提倡尚武精神,为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晚清社会思潮问题的几点思考——以大众传媒为视角

从大众传媒的角度看,思想传者与受者之间必借助相应传播媒介方能形成思想辐射的互动态势.近代精英思想家,亦必借助传播媒介,使其思想或主张扩散至普通民众并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形成日臻成熟的理论体系,兼备社会性和民众性,方能成潮.晚清以降,至甲午战前,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酝酿和萌芽期,仅有精英思想或思想家之思想,并无形成或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思潮.甲午一役,是近代中国精英思想与社会思潮的分水岭.     

《山阴道上》写在前面（摘录）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六十篇文章,篇幅不一,有的逾万言,有的仅数百字;时间跨度大,多为近年所写,少数则作于十多年前：内容比较宽泛,有谈鲁迅的,有评赏艺术的,有对中华诗词的管窥,也有对人和事的记叙：论体裁,更是多样,有论文,有访谈,也有序跋,更多的是评介类文字。     

晚清白话报与民间文学——以《安徽俗话报》为例

一、维新与革命：晚清白话报之兴起 中国现代报章、杂志刊载民间文学作品，源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歌谣选(1918年)，及稍后独立发行的《歌谣》周刊(1922年)。     

晚清白话报与民间文学——以《安徽俗话报》为例

一、维新与革命 :晚清白话报之兴起中国现代报章、杂志刊载民间文学作品 ,源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歌谣选 (1 91 8年 ) ,及稍后独立发行的《歌谣》周刊 (1 92 2年 )。其实 ,早在一八七六年 ,在上海创办的《民报》 ,其发刊词曰 :“此报专为民间所设 ,故字句俱如寻常讲话”① ,此报的创办 ,首开中国白话报之记录。及至晚清 ,各派政治势力出于宣传其政治主张争取民众或启蒙民众的需要 ,分别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着笑话、谚语、弹词戏曲及仿作歌谣等类作品。维新旗手梁启超主张用弹词、歌谣等通俗文艺形式编著《孔子立教歌》、《劝学歌》、《爱国歌》、…     

写在《邓小平的新思想》一书前面的话

研究中共党史,不免要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我们编写的《邓小平的新思想》这本书所要评述的是邓小平的新思想,即邓小平顺应新时代、新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新思想。本来,我们作为四川的党史研究工作者,有责任也有兴趣写一本邓小平的传记,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但我们现今还没有条件和水平写出这本传记。中国人现在写不出,外国人却能写     

晚清国粹思潮与诗歌的演进

晚清国粹思潮推动着近代以来对诗歌认知的变化,其核心刊物《国粹学报》刊选大量近代诗歌,是"近代"时期之内对近代诗歌的一次具有参考价值的遴选。清末国粹主义的退潮造成了《国粹学报》"诗录"专栏作家群的分裂,也给"同光体"的传播带来消极影响。     

论晚清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传播——以《万国公报》为例

近代以来,有感于中国人因极度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拒绝基督教,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报刊开始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首重西学。他们希望通过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轻视态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建立起西方民主、富强、文明的正面形象。传教士报刊的努力使得西方文化渐渐为国人所了解,直接影响了上层社会中的开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其后发生的变革。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的新视野——评刘学照《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

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所谓深入,除了理论规范的创新之外,其中较为重要的应是学术思路的转换和学术视野的拓展。新近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刘学照教授的专题学术论集《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论晚清科举考试的法律特征--以晚清科考条例《钦定科场条例》为研究对象

科举考试在晚清走向衰亡,是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剧变的必然结果.本文以晚清科考条例<钦定科场条例>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科举考试的法律特征,为研究晚清科举考试的衰亡与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剧变的关系打下基础,亦可为当今的考试立法与改革提供历史智慧.     

晚明启蒙思潮在《聊斋志异》中的回响

蒲松龄创作《聊斋》正值清初,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当时,晚明风靡一时的王守仁心学余焰未熄,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则在“天崩地解”的政治巨变之后,怀着痛定思痛的情感对晚明思潮进行反思、修正与总结;另一方面,清廷为巩固统治计,大力推崇程朱理学,顺治即位次年即开科取士,规定凡《四书》、《五经》试题均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依据,康熙更是“夙好程朱,深谈性理”,命李光地等编选《朱子全书》,亲自写序,他还下令     

晚清传教士与进化思想之修正——以《人学》翻译为中心

辛亥革命前（1910年）,传教士林乐知将李约各的The Making of a Man翻译为《人学》,以批判斯宾塞将自然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人学》以基督教思想修正严复等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体现了同为美国传教士的原作者和译者对中、西不同社会现实的不同回应：林乐知改变原作的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立场,规劝中国弃独求存,即以基督教的群取代排外的“独”,而严复译介《天演论》的目的是接受“弱肉强食”理论,激励华人变弱为强。通过对李约各The Making of a Man和林乐知《人学》的对比分析,可见辛亥革命前,在西方进化思想译介东土、渐得人心之际,在华传教士以《人学》翻译修正进化思想,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给予自己的回应。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晚清上海假冒慈善社团问题研究——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形形色色的晚清骗局中,假冒慈善社团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在上海,不法分子冒用或隐射善堂名义,以“行善”为名,行欺骗之实,损人利己,害公肥私。为了既方便行骗,又逃避打击,此类假冒善堂、捐局常设于监管不周地区,高悬门牌,诱人上当,还雇佣“线人”前往外地“募捐”,俾进一步扩大不当得利。不法分子利用民众乐善好施之德,竭尽“招揽”手段,以诳人财物,此举无疑严重破坏了慈善事业的信誉与功效。虽然晚清假冒善堂现象的成因复杂,但必然与清政府治理不良有很大关系。     

《茶花女》在晚清的二度改写

1899年林译《茶花女》存在着大量的删节和改写,法国故事的中国化改造经由这种翻译过程而实现.林纾在翻译时以中国传统范畴重新构筑了法国爱情小说《茶花女》.原作《茶花女》的核心词汇是爱情,林译《茶花女》的核心词汇却是忠贞.1907年,钟心青创作的《新茶花》再次重新改写法国小说《茶花女》.表面上看,《新茶花》对《茶花女》亦步亦趋,实际上有些不同.《茶花女》中的爱情在《新茶花》指向改良社会和爱国主义.个人主义的爱情在晚清中国被改写和肢解的命运早已注定.     

论“卫生”在晚清的含义——以《卫生学问答》与《中外卫生要旨》为中心

在19世纪之前,卫生与养生为同义词,皆指通过调摄身心以求健康长寿.传统养生通过对心神、起居、饮食等生活各方面的调理,祛除疾病,保护生命.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中,现代卫生文明观念确立起来并传入中国.卫生一词作为Hygiene的中文翻译,拥有了新的内涵.最初文人士大夫们基于养生的理论理解和接受了西方个人卫生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在最初阶段,卫生一词含义相当模糊,并未脱离养生范围,这一现象在《卫生学问答》和《中外卫生要旨》中有集中表现.     

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考订——以《东北鼓儿词选》张注为例

《东北鼓儿词选》收录清末东北子弟书作家韩小窗的作品,因书中东北方言味很浓,于是,当代东北人张兴唐先生对之加以注释。文章对张注所提到的晚清东北方言词语进行考订,结合其他文献资料,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晚清东北方言研究的重视。     

试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文化逻辑——以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为中心

晚清时期白话成为天然可资利用的资源。在裘廷梁等人的理论倡导中,显现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文化逻辑:白话更多用于解决社会政治危机要求下文化普及,并未触动到汉字本身,只是将书面书写方式通俗化,以应付社会文化中书面语的需求。同时,尽管士大夫们主观上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体系内作调整,但客观上已造成中国古代文学语言雅俗格局的分裂,展示出中国语言文字新的发展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