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书编撰看萧梁史学的创新发展

史书的编撰是史学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萧梁史学独具特色,史书的编纂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发展之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的作用。     

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

焦?是南京籍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他是泰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在史学上,他虽然没有修撰成宏篇巨著,但在史料搜集、国史修撰、史书考证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着重从其史学观、史学编撰及考证等方面总结其史学成就,客观地评价其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缺失。     

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两晋史书种类略论

两晋史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不仅成为独立部类,而且种类日渐繁多。既有上承秦汉史书种类的谱牒书、起居注,又有开启新的史书种类的地方志等。其兴盛与亡佚也反映了两晋史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史书自注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史书自注是中国古代史注中很有特色的一种体例,历代许多史学家采用这种体例阐述思想,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注的发达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认真总结史书自注这笔丰厚的史学文化遗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发掘其深刻内涵及现实价值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北宋时期史学研究新潮的兴起及其对理学的引领

理学的兴起是北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理学得以兴起的思想文化因素较多,但北宋时期的史学思潮是引领理学思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朱熹治史价值论阐微

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①的浙学学...     

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

朱熹是以理学集大成者著称的,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朱熹的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笔者已经撰写专著论述①。然而,对朱熹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为止深入研究者不多。事实上,朱熹的史学才能在宋代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如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曾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②,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通信也不多《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数封信）。以陈氏当时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

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重心究竟在其哲学特性还是历史特性,是哲学界深为关注、也争议颇多的重要问题。罗蒂对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凸显了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两种态度和编纂哲学史的两种范式,其背后则是理解哲学的两种原则: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罗蒂提出的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二分法转换为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两种理想形态,二者均面临如何澄清自身的思想语境和哲学观的问题,而这种反思会成为二者对话与沟通的契机。应保持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必要的平衡,既充分肯定哲学的历史性,又不能将哲学史编纂仅限于钩沉文本,阐明事实,推究因果,还要分析概念,重构论证,彰显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     

“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其中对于"人"和"人性"的关注为其史评一以贯之的中心命题。这些命题若以"历史美学"的视角重加考量,对于纠正当今史学界"见物不见人"的痼疾将能够产生攻玉之石的积极作用。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价值

关于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史学界曾掀起几度波澜。本文旨在从现实需要和主体的认识根源两方面反思农民战争历史评价的变化及其变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内容。在此基础上 ,进而阐释农民战争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新的学术视野     

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年4月17日,一场由刘平教授发起及其与包弼德教授共同主持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会议室举行。该对话围绕着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人类学的由来、中国历史人类学状况以及台湾的人类学研究等主题展开。而关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汇聚了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这样的交流和交锋,对于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着可以预期的启示作用。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

研究历史思维对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和创新史学十分重要。《周易》的整体思维、丰富的历史意识、通变的运动思维及凝结其中的忧患意识、重民观念等,对民族史学特点形成和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民族史学“究天人之际”的自觉、总结历史盛衰的修史大旨、创新精神和在学术上吸纳兼融的开阔胸襟,都与《周易》有着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