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大櫆在桐城派中之地位

刘大櫆于桐城三祖中向有“蜂腰”之讥。桐城后学往往以为他上不足以继方苞经术道学的渊然深厚,下不能方姚鼐学问辞章的精审醇雅。如方宗诚的《记张皋文茗柯文后》云:     

才雄气肆 笔峻辞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

桐城派的散文影响很大.姚鼐在《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说虽遭“党同乡”之讥,但由此可见桐城散文在清代文坛上的地位.对方苞、刘魁(号海峰)姚鼐三位桐城派的开派人物,人们作过许多研究.但比较起来,学界对方、姚较为重视,评价也较高,而对刘氏则研究不够,评价也偏低.如清代邵懿辰在比较方、刘、姚三家散文成就时便说:“刘居其间,如蜂腰鹤膝”(《答方君书》).平心而论,方、刘、姚三家散文各有特点.通读刘氏散文我们便会看到,他的不少文章不囿于传统,不拘于时俗,大胆地阐发已见,在艺术上表现出才雄气肆,笔峻辞丰的风格,这是方、姚之文多所不及的.郭绍虞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后人之论桐城者,往往称方姚而摒弃海峰,这实在不是公允之论”.本文拟对刘海峰的散文作一概略考察.     

试论刘大櫆的诗歌理论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他不仅是“桐城文派”三祖之一,也是“桐城诗派”的奠基人。就诗歌而言,刘大櫆和他的前辈方苞迥然不同。其一,方苞对诗歌一直怀有偏见,认为“辞章声律未足以陶铸人材,转跼其志气,使日趋于卑小。”(《赠石仲子序》)因而多次表示“绝意于诗”(《廌青山人诗序》、     

鲍照和江淹

<正> “江鲍”并称大约始于隋末的王通,他在《文中子·事君篇》中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王通是一位思想家,他对鲍照和江淹的评价纯系就思想倾向而言,并非对他们的创作风格进行评价。相反地,在梁钟嵘《诗品》中评论江淹时,却只是说他“诗体总杂,善于模拟”,并未提到他学鲍照,倒不如评沈约时,还提到一句“宪章鲍明远”。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江淹的诗,实在远比沈约之作接近鲍照。这一点,似乎唐代人早已看出。如:杜甫在《赠毕四曜》一诗中说:“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日本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集论》中也提到“搴琅玕于江鲍之树”的     

试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歌鉴赏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是姚鼐的学生,与梅曾亮,管同、姚莹合称“姚门四弟子”,是桐城派继续发展时期的骨干成员。《昭昧詹言》(以下简称(《詹言》),大约写于1839年。初刊于光绪年间,_收在《桐城方植之先生遗书》内,光绪十七年重刊,分卷与初刻本相同,以后续刻的几种版本有所增益。一九六二年     

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清代中叶,当桐城文派的声势已经形成,其影响渐及于东南各省之时,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一群常州籍作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阳湖古文的别有建树,因为是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所以,近代以来,大凡讨论到阳湖派,总是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视各人对阳湖派别有建树的程度与性质的不同估价,     

姚莹在鸦片战争中对保卫台湾的贡献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清朝嘉庆时进士,为“桐城派”姚鼐的侄孙。《清史稿·姚莹传》说:“莹师事从祖鼐,不好经生章句,务通大意,见诸施行。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概深切。所著《东溟文集》、《奏稿》、《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及《杂著》诸书,为《中复堂全集》行于世。”①他学识渊博,     

论苏轼的清旷词——苏词风格特色之三

在《东坡乐府》中,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实际、性格特征和艺术风格的是词集中数量最多的清旷词,或以清旷为主兼有他种风格色调的词。 “清旷”是个联合式词组。如果按各自的本义来看,“清”者,洁净、纯洁也,如冰清玉洁。“旷”者,开朗也,如清旷神怡。《后汉书·窦融传》:“旷若发蒙。”又空阔也,《诗·小雅·何草不黄》:“率彼旷野。”又旷达也,如放任达观,旷达不羁。《晋书·张翰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     

试论马识途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虽然他不愿意谈论他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什么样的风格。他只是谦逊地表示,他正在努力追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甚至还曾质朴地把他的《夜谭十记》、《三战华园》等作品称之为“新评书”、“新传奇”,说它们不过是“我摆的一个龙门阵”,“一个革命斗争故事”。广大读者和文学界对他的作品的赞赏,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剖析一下他“继承了我国的小说传统”,“用摆龙门阵的方法”写出来的小说,为     

“留得真诗在人间”——论钱秉镫的诗

钱秉镫,字幼光,号田间,桐城人。在明末清初“以文章气节,著声海内”。方苞兄弟早年尝亲承謦欬。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叙》中曾说:“桐城之文,明三百年至钱田间先生渐就博大……虽未尽雅清,而已开方、刘、姚之渐矣。”刘声木也认为“其论诗文实开桐城诸老之先河。”钱氏不仅能文,“诗尤杰出”。刘大櫆《历朝诗约选》遴选汉魏至清初著名诗人的作品,于本邑只录钱氏一人。因此若要全面地研究桐城派的诗文,就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这个“振于有明晚季”的著名作家。 幼光生于明万历辛亥。知事之年,正值明王朝内外交困,“冬雷”震震的时候,祟     

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疏证

钟嵘《诗品》推溯诗歌源流,论潘岳源出于王粲,今人大多或以为牵强,或以为该论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人诗歌皆文辞华美。文章对钟嵘《诗品》晋黄门郎潘岳条作出疏证,认为潘岳与王粲的渊源关系在于：一、清且悲的诗歌风格;二、叙事如传的书写笔法;也正是这两点使潘岳诗歌“浅”于陆机。文章具体分析了“浅”与“深”之所指,阐释了钟嵘“陆海潘江”之评的意义。     

刘勰論作家的风格——《文心雕龙》創作论问題研究之二

在我国文学史上,可以说刘勰是第一个比较有见地有系统的提出了文学的风格问题。在他以前,《礼记·经解》中虽然早已说过“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好象是初步接触到风格的问题。但是比较模糊,而且也不太正确。其他如《易经·系辞》中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孟     

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李锦袭

桐城“六尺巷”故事，典出自清朝张英，虽是高官．还颇有气度，懂得谦让。据清《桐城县志略》：“张英．字敦复、乐园、溢文端．安徽桐城人．清康熙文华殿大学士。”张文端公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诗，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之巷。”“六尺巷”今为桐城古迹。现城西后街，巷内竖有两米见方巨石，上镌有“六尺巷”三字。近年见诸报刊，也有作郑板桥，或何绍基、曾国藩和纪晓岚诸人。此等记述…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

桐城文派,为我国自有诗文流派以来,流衍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派。它从开始到兴盛终以至末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本文着重介绍的是桐城派末流,对于前两个时期,只作简要介绍。桐城派开始于清康熙时桐城人方苞,他在所编《古文义法选》的“序例”中说明,古文根源于《六经》、《语·孟》,得其枝流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公羊》,《毂梁》、《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记数百年之言与事。必须通读全书,而后才可以取其义     

林纾生平正误

《江淮论坛》1982年第4期《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一文,列林纾为桐城末代作家,我以为是可以的。因为林纾本人虽不自认是桐城派,但他的古文理论及古文特点,实际上是与桐城一致的。该文对林纾生平的简介差错或不正确之处,略列于后:     

锺嵘《诗品》论诗人的继承关系及其流派

锺嵘评诗,着重分析诗人作品的总的体貌特征,并往往指出其渊源所自。如评曹植,指出“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数句则指其体貌特征。 《诗品》在指陈作家体貌特征时,在一部分场合明确使用了“体”字,例如: 评《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评王粲云:“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 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 体。” 评张协云:“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 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 评谢灵运云:“其源出于陈思,杂有 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     

学风种种

“评”《水浒》的年头,发生过一桩一般人也许还不曾留心到的“花边新闻”:姚文元控制的《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里面列举金圣叹的罪状之一是:“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查贯华堂本《水浒》,金圣叹不仅没有删去这首歌谣,而且还就这首白胜唱的歌谣发了一通赞妙的议论。虱子多了不咬人。金圣叹早就给清朝皇帝杀了头,给他多加一条罪状,金圣叹则是无所谓的。但它却透露出一个消息: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那作者根本用不着去看一看金圣叹腰斩过的《水浒》,尽可信口雌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怎样说就怎样说。这其实是那时的“标准学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四人帮”里头那些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大人物,可以     

苏轼词的风格

刘熙载云:“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诗歌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和人品的生动体现。内在的思想形成外在的风格,是作家长期艰苦的艺术实践的结果。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不是所有的文学家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也不是一个作家只具有一种风格。苏轼是宋词中独具面目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自从晁补之用“横放杰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陆游用“豪放”(《历代诗余》卷一百一十五引)评苏词以来,后世没有异议。苏轼本人对豪放是怎样理解的?豪放风格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又怎样理解苏词风格的多样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