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先秦两汉时期诗学人格批评论

人格批评是中国诗学批评重要方式之一,贯穿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诗学的"人格批评",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这表现为诗家一方面自发地建构人格精神典型,另一方面较为理性地将"人格"批评意识渗透于诗学批评,初步完成了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格思想、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格思想、屈骚文化人格思想以及"游侠"文化人格思想的建构,在诗学创作和批评中已经蕴透的模糊的人格批评论思想.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李攀龙的文坛盟主意识与嘉万时期的文风演化考论

李攀龙具有强烈的盟主意识,主要体现于吸引聚集追随者、树立个人权威、组建文学社团、重申并传播"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文学主张等层面。李攀龙盟主意识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既有个人因素作为内在动力,亦有时代因素提供外部机遇。这既是其盟主意识的重要表征,也是促使嘉靖至万历年间文风与诗风,由多元并存向古文宗先秦两汉,诗歌法汉魏、盛唐演化的重要因素。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诗》骚对汉代诗歌影响对比研究

作为先秦文学作品的《诗》、骚对汉代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影响的表现又有不同。《诗》的影响主要在精神上,骚的影响主要在抒情上汉人在感情上,对骚的接受更自然一些,而对《诗》形式上的学习相对于骚来说,更自觉一些骚作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对汉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远没有《诗》的影响大。《诗》骚又对具体作家、作品同时起影响作用。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中国诗歌的现代嬗变

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中国现代诗在历史的嬗变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并取得了骄人的实绩。现代诗反叛冲击传统的审美趣味和诗美理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诗学精神。诗的现代嬗变的诗学意义，在于诗艺之变突破了诗歌表现方式的心理圃限；诗意之变凸显了诗歌的智性之美；诗人品格，也由“志士才子”转化为“赤子哲人”。现代诗人品格的形成，是诗学精神的深层变革。     

“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十七年诗歌个人话语的失落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它特定的主流话语,十七年诗歌的主流话语便是诗人在创作中对自我的否定与清算,把自己的创作完全融入到政治的认同中。在这种认同中是作为诗的抒情主体个人性的消失,诗歌优美情致的消失。即诗人在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中是以牺牲诗美作为代价的。诗人的艺术感受力在主导意识形态的浸淫之下不断萎缩,诗的创作不再是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个人话语空间被标准化的政治语言所替代。在这种替代中,诗人期望成为称职的国家话语的承担者。     

诗:生命的形而上

诗，准确点说新诗，在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不停地努力寻找新的艺术思维方式、新的感觉方式、新的表达形式。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体式。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并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但是，应当说诗人们寻找的还不仅是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对思想的寻求，对精神、理性、美的寻求，更是诗人们关心的热点。到今天，诗人们则进一步追求对人类精神…     

天人关系视野中的先秦诗歌

本文以天人关系为视角,对先秦时期咒语巫歌与诗骚文本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先秦时期巫术文化向理性文化推移轨迹的把握,从诗歌内容、思维方式、取象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先秦诗歌的艺术生成机制。     

论郭沫若《凤凰涅槃》的修订及其释义

《凤凰涅槃》作为收入诗集《女神》的一首白话新诗，它鲜明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的不乏困惑的理想主义、革新精神和自我精神，同时也极好的融合中国古典的传统和西洋现代主义精神。郭沫若对该诗持续的修改表明了时代思潮的更替、诗人思想情感的变幻，以及诗歌形式的完善。“凤凰涅槃”是郭沫若创造的一个跨文化(诗意)新词。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汉代诗歌价值取向溯源

忧生意识与及时行乐是贯穿汉代诗歌的一条重要的思想主线.在这种忧生意识的驱动下,汉代诗歌出现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如果把先秦时期的作品和汉代作品加以比较,既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共性,又能够看到二者的差异.<诗经>表现人生易逝、及时行乐的作品,所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而汉代这类作品的量和质都出现了飞跃.<诗经>到汉诗的这一转变,不是诗歌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风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因此,对这个时期诗歌所表现的忧生意识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诗歌的民族特征.     

论济慈诗歌中的启蒙思想及当代意义

21世纪以来,英美批评界出现了重评英国经典诗人济慈的热潮,济慈诗歌中的启蒙思想和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他在书信中表达的艺术见解等使他超越了唯美主义诗人的艺术境界,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表现了强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意识,对当前反思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局限具有重要意义。     

从吹芦笛的诗人到自觉的时代歌唱者--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我爱这土地》以它与艾青其它诗歌的统一性汇入他的诗歌大潮中,但在整体精神相对一致的书写中已经包含了具体意象意境的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出他对自我身份、生存价值、生命意义、死亡意识的认识的一系列发展,开启了后来的写作内涵。该诗成为艾青诗歌的一个转折点,是诗人对自己创作的一次自觉的界定,完成了作者对自我的三个层面的超越,反映了诗人的自我发展与时代要求之间的统一,由此更显示出它独特的意义与地位。     

在沉稳求索中前行的蚌埠诗歌

博大厚重的淮河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蚌埠诗歌,它们是淮河儿女精神的写照,心灵的塑像.这些诗歌既注重本土经验发掘,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征,从中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乡土风貌、乡土文化、乡土人物、乡土情怀、乡土爱情,同时,还把诗的视野投向更阔大的世界,特别注意从时代的潮涌、社会转型、现实巨变和人心的律动中去发现和提炼新的诗意,以拓展诗的精神向度,丰富诗的精神内涵.在诗歌艺术上,蚌埠诗人注意汲取前人和同代诗人的艺术智慧,形成自己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艺术追求.他们在诗歌写作中,注重通过创造新的诗歌意象、营造诗的意境、幻象与实象并置、词语配置的陌生化等艺术手段,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诗歌呈现出多彩多姿、风格各异的艺术风貌.     

论惜时道德感的诗意表达

汉代诗歌《长歌行》应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早集中表现惜时道德感主题的诗.它从自然物象、人事心态等层面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感受时间的基本道德态度和表达诗意的主要方式.中国诗歌史上大量作品所呈现的一些普遍性的或独特性的意象传统、意象组合、艺术特征以及人生体验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从诗学的角度深化对人与时间的道德关系的经验感受和理性认识,进而体会时间的诗意是颇有意义的.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唐诗为何难以企及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是太阳般灿烂辉煌的时代 ,是一个令人自豪、值得我们引吭高歌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不仅国势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达到了巅峰状态 ,传统的中华文化也揭开了最为辉煌壮丽的篇章。尤其是在诗歌园地里 ,诗人们上承先秦“风”“骚”,追踪“汉魏风骨”,发展“永明声律”,别裁伪体 ,转益多师 ,又荟萃百家 ,自铸伟词 ,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如果说唐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峰 ,那么 ,唐诗就是这座高峰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顶点 ,在不到 30 0年的时间里 ,诗人辈出 ,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上至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