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与富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两个不同路径和选择

晚清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文化,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单线条的上升和变化过程。这个说法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后人一直延续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近代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西学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主题、目标和需求:其一是国家的目标,其二是思想文化的目标。前者表现为对富强的追求,后者表现为对公理的追求;前者的目标是船坚炮利、国强民富,后者的目标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前者体现在魏源的探索和观念上,后者体现在徐继畲的探索和观念上;前者的历史行为是自强运动,后者的历史行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主题的自身成长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与救亡图强

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途径的探索,一直是与救亡图强的爱国主题密切相关的。从“开眼看世界”、中体西用论到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从器物、制度层次到思想文化领域,对西方的学习范围逐步扩大,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形成的现代化的认识逐渐加深。以求强求富、民族振兴为主题,有识之士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改革和发展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历史盼脚步刚刚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成立八十周年的华诞。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抚今追昔。审视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坚持改革和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原理。     

由“富”到“强”如何可能？——论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

“富强”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不能仅从“富”上考量，还须从“强”上来阐发。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上的“富有”，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一定足够“强大”。“富强”如果既意味着“富有”亦意味着“强大”，则必须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富民，藏富于民；其二，教民，官吏以身作则使百姓知文化德义、礼义廉耻；其三，社会养成君子品格，能意识到财富在人生价值中的限度。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并不排斥物质财富，且于以上三点都有极具价值的论述。故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富强”必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资源。     

近代文化嬗变中“新音乐”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音乐运动 ,起步于依声 (外国曲调 )填词的学堂乐歌 ,发展于五四以后“新国民乐派”的声乐、器乐和歌舞形式 ,而成熟于抗战时期的全民歌咏运动。在此历程中 ,新音乐逐渐找到“乐”的时代脉搏和民族本根 ,并且在中国社会动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严复引进西方社会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为唤醒国民起而救国 ,严复于 19世纪末系统引进西方社会学。严译社会学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成为维新派组织力量革新政治的指导思想和广大爱国者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以改变中国贫弱面貌的武器 ,严复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走向高潮 ,严复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探索及其启示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不已的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为寻找“中国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走上救国救民的寻梦之路,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由国家之梦、民族之梦、人民之梦三部分组成,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     

“公共精神”和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索历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向国外寻求治国良方的各界志士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撰写大量有关时政的文章,主张近代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通过积极比照中西“公共精神”的异同,希望借助于西方民主的实践模式济东方的精神之穷,推行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方案的实施。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探寻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需求,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先导意义。     

论毛泽东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理想,也是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共同的追求和目标,作为一位理想主义政治家,作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有他自己为之而奋斗一生的"中国梦",即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独立自主。     

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的关注与启示

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与谋求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既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西方国家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又猛烈地抨击了近代晚清王朝的封闭、守旧和腐败,还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奋勇抗争;揭示了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加强的国际环境下任何强国凌辱弱国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国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近代中国人对议院的认知及其启示

从中西比较的宏大参照系之下,近代中国人在探索西方何以富强的过程中,逐渐将其富强之因与议院紧紧联系起来。同时,也认识到议院与"民气"、"民心"、"民隐"的关系。出于富强之功利考虑,不少人积极鼓吹仿立议院;从维系君权之统治权威与尊严出发,不少人提醒要谨防议院带来的挑战。无论是1898年前对西方富强原因的探讨,还是此后关于议院的定位、议院的职权、议院的类型选择等分析,以及民初有关国会的实践状况,近代中国人对议院的认知主要是基于工具价值,始终以"有用无用"来判断。从中给予当代中国最富价值的启示是:没有全民对诸如议院等制度的认同,就很难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成熟定型的元素,也无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常态治理。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选择

面对"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空前严峻的国难.每个知识分子都作出了不同的救国选择,走出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文章以邹韬奋、胡适、翁文灏、梁漱溟的救国选择为代表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的救国之路.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

西方自由思想自传入中国,其命运多舛是众所周知的。从历史的纵轴线来看,有人以为,严复对“自繇”思想的独特理解,便预设了其命运。我们认为,这种代际相承的影响,并非“自繇”思想命运的致命因素。实质上,每一代思想家对“自繇”思想解读的中西文化传统参照系与现实处境,才是导致他们传播“自繇”思想成功与否的根本性要素。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自然不能游离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处境的限制。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自繇”思想为何在中国社会难以安身立命,而不轻易地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布道者们进行情绪化批判。     

论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超越本阶级的利益,敢于否定自我,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放在首位。他们为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路,坚持不懈,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近代社会的进步立下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