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缘情到言志 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词的评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据说东坡曾以所作小词示晁补之和张来，问“何如少游？”两人都回答说：“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①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以上说法尽管褒中不乏贬词，但它表明词至苏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词的诗化倾向。对此，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也。”吴熊和先生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凡可人诗的，亦以人词…     

苏东坡“以诗为词”的佛禅背景

以往围绕“以诗为词”展开的讨论，常常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作为探讨的逻辑起点，忽视了佛禅背景对它的影响。苏东坡深厚的佛禅学养，成就了其圆融无碍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境界。同时，游戏三昧的文字态度，最终使“以诗为词”成为苏词创作的亮点。     

东坡词音律问题新说

苏词究竟合不合律,这是长期以来苏词研究者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早在北宋时,范正敏就曾经认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遁斋闲览》)这并非范氏一人的观点,而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苏轼门人晁补之所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能改斋漫录》卷16),能够证明这一点。随后的李清照在被后人加上了“论词”标题的文章中同样对苏词的音律问题加以指摘,说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到了南宋初年的胡仔,观点开始有所改变。他认为:“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6)虽然也承认苏词中有不合音律之作,语意却是落在否定“苏词不合音律”这一前人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的命题上的。近现代以来,这种否认苏词不合音律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全国苏轼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于1982年11月8日至13日在湖北黄冈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八十多位苏轼研究者参加了讨论会。会上收到论文九十四篇。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苏词的风格和苏轼“以诗为词”关于苏词的艺术风格,会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苏词的风格主要还是豪放,他们不同意下述观点:苏轼早期的词还是婉约风格,后来形成豪放风格,其间存在着一个由婉约向豪放的转变过程。他们指出,苏轼在青年时代奋力向上,期于建功立业,对都市生活习染不深,还未掌握词这一艺术形式。他在中年受到打击外任杭州之后,才着手学习填词。苏轼作词的最初两年——熙宁五年和六年的尝试之作(《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行香子·过七里濑》),就不是婉约词,而是豪放词。熙宁八年他在密州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已经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论"以诗为词"的词学意义

“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更新,而且是词学观念和词学意识的改变。“以诗为词”概念的提出,促进了词的“本色”认识。当时的“本色”应该是属于“女性特色”的风格判断,而不仅仅是音乐性特征的认定。正是基于对词这种风格的认定,出现了词学批评中的三个方面的转变。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自由之歌──论苏轼词的本质内核

围绕苏轼词作的本质内核,第一部分分析了苏轼人生体验的三个层次：对人生自由的表层体验,以入世法寻求自由,现实中无法实现;在矛盾中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展示了苏轼对人生自由的探索过程;只有做到物我双忘,才能实现心灵超越和精神自由．文章分析了追求人生自由调的意义,它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第二部分从对“以诗为调”和苏词风格的辨析中,阐述了苏轼词的基本艺术特征：自由．从而将“人”、“文”统一于“自由”这一基点。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别是一家词——论李清照

李清照《词论》所说“词别是一家”,系针对苏轼等人而发。其实,早在她之前,苏轼同时代人陈师道、晁补之和张耒诸人便指出过“子瞻以诗为词”、“先生(东坡)词似诗”、“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李清照正是根据这种流行的议论提出自己的命题。“词别是一家”,即词有别于诗,其论点如下: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读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我尝谓宋词之有苏、辛,犹唐诗之有李、杜。李与杜诗风迥不相侔,前人并无异议;但近人却把苏、辛同归为豪放一派,虽大体不差,实未尽贴切。就我个人体会,窃以为苏近于李而辛近于杜。然刘熙载《艺概》有云:“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其实细绎刘说,即就《艺概》中其它各条而论,亦足以证成鄙见。其一则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又一则云:“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再一则云:“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这些评语,实际上都更可说明苏词确近于太白的     

哲学视域中的叶嘉莹词学

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对叶嘉莹词学思想中“弱德之美”、“词学困惑”与“双性特征”、“苏词之幽咽怨断”三个论题作出分析 ,试图指出这些论题不仅是词学所面对的问题 ,而且是关涉到哲学所面对的人生意义问题。从而看到叶嘉莹词学中包孕着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切关怀 ,超越了具体学科的限制。     

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本文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 ,剖析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蕴涵十分复杂 ,但其主流导向和实用功效却落脚到引领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成为“合格”(既入仕为官 ,又怀有士大夫情志 )的士大夫文人。而苏轼即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文人 ,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其词中又充溢着士大夫情志。故本文重在剖析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 ,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 从"以文为诗"到"以文为词"

王国维以稼轩比昌黎,可启发人们对他们两人共同性的认识即分别在诗、词领域以“破体”别造新境。稼轩之“以文为词”如昌黎之“以文为诗”,这既根源于两人政治—文化性格的相近,也体现出“养气”、“积学”等文学观及“破体为诗”和“破体为词”之创作手法的相似。     

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探究以诗为词

词以其体制的特点而导致其创作具有特殊性。宋人“以诗为词”当确解为以宋诗为词，即将宋诗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特点加予词之一体，具体表现为词中的议论、用事、脱化等方面。尽管如此，词在这些方面仍然适应了词的体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