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购物知假买假纠纷的司法应对

网络购物知假买假与线下购物知假买假既有共性,亦有不同之处。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以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是司法裁判的核心关切。在线诉讼降低了诉讼成本,但客观上加剧了知假买假者“以暴制暴”、通过打假行为牟利的趋势。惩罚性赔偿诱发的网络购物知假买假畸形化发展扭曲了法律适用,知假买假者的职业化演变亦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网络购物知假买假纠纷的司法应对,应从宽认定消费者身份、从严认定欺诈行为、以权利行使机制限制知假买假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实现纠纷解决的合目的性。     

经营者欺诈司法判定规则的体系研究

随着立法的完善,旨在规制经营者欺诈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法律规则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规则之间必然逻辑自洽或者立法目的可以自动实现,不意味着涉及经营者欺诈的诉讼纠纷已有相对统一的裁判标准,也不意味着有关经营者欺诈的争议问题已得到充分的法理阐释。为准确适用法律,应以体系化思维全面梳理涉及经营者行为规制的规则、涉及经营者欺诈构成要件的规则以及涉及惩罚性赔偿的规则,区分经营者欺诈、产品缺陷的经营者侵权与特定领域的经营者恶意违约三种行为的异同,厘清经营者欺诈与惩罚性赔偿的逻辑关系,明确经营者欺诈各项构成要件的法律内涵及判定标准,合理计算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与倍数。     

“假一赔十”还是“退一赔一”

问:前不久,我在一商城以2000元的价格购买一部手机。没几天,手机即无法充电。后经鉴定,该手机为假冒伪劣产品。于是,我持手机和购机合同前往商城交涉,要求商城按照“假一赔十”的承诺赔偿2万元。商城辩称,其“假一赔十”承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一”规定相悖,属无效条款。因此只同意赔偿我两倍价款。商城应不应该按照“假一赔十”的承诺赔偿?秦小姐     

“知假买假索赔现象”的理论阐释与法律规制

知假买假索赔的“王海现象”存在其理论依据。消费者不仅是市场个体 ,同时也是消费者群体的“代表” ,知假买假属于消费者 ,其知假买假索赔行为是消费者“代表”身份的行使。知假买假行为存在双面效益 ,必须对知假买假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使其更加规范化 ,尽量减少其负面效应。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

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结我国惩罚性赔偿规定于近20年间的演进规律,创设了一种比较典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实质上是公法私法二分体制下以私法机制执行由公法担当的惩罚与威慑功能的特殊惩罚制度。其适用应以公法上惩罚制度秉执的理念与原则为指导,无法奉行传统损害赔偿法的基本原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两种惩罚性赔偿制度,无论是各自单独适用或一并被适用,还是它们分别与罚款或罚金制度同时适用,皆会引发惩罚适当性问题,因而需要遵循过罚相当原则。另外,新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时还会对《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产生重大影响。     

论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

作为规范表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制度。故意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廓清其规范语义乃准确适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关键所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民法典》第1232条之“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不应且不能包括重大过失。认识因素是界定故意的核心标准。故意的认识对象或指行为人对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明知,或指行为人对其行为会造成损害后果的明知,但无需二者同时兼备。故意的认识类型包括确实知道以及通过欺诈规则和漠视规则的推定知道,但不包括应当知道。基于推定知道的或然性,司法解释在列举推定知道的典型情形时,还应增设相应的“除外规定”。     

藏族习惯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思考——从藏族习惯法中的“赔命价、赔血价”谈起

藏族法律文化跟其他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其精华无疑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对于其糟粕,要对其加以法制化,使其能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相统一,从而为民族的安定团结、国家的繁荣昌盛、和谐社会的构建再造根基。本文对藏族传统的刑事法律中的“赔命价、赔血价”作了深入探讨,进而提出建议,希望能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裨益。     

论“假义务人”拒不执行裁判无罪

“假义务人”是指被法院裁判错误地要求履行本不应该由其履行义务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错误裁判不能实现，“假义务人”因此而抗拒法院裁判执行的行为不应构成拒不执行裁判罪。     

藏族“赔命价”回潮的睛感能量探源

藏族“赔命价”回潮是近来关注较多的问题。围绕该问题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均遗漏了对个体行动者情感维度的分析。文章以科林斯的情感能量理论为依托,通过阐释情感能量驱动个体决策的运作机理,展现藏族传统“赔命价”仪式中产生的情感流和长期情感状态,认为在当前的刑事司法体制中,负载“自信”、“热情”、“成员归属感”等高端情感能量的符号性缺失是导致其功能不济与“赔命价”回潮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注重情感效能的刑事和解将是一个可欲的替代解决方案。     

“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的理路分析——以西藏昌都地区“赔命金”为例

"赔命金"习惯法的历史沿革、内容以及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调适的有关问题论述者甚众。但有关"赔命金"产生的地理、社会环境以及与国家制定法的真实关系还鲜有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并结合西藏实际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以"赔命金"产生的地理、社会环境入手,分析了"赔命金"在藏区的大致分布区域,并通过比较方法解析"赔命金"的典型特征,继而结合西藏昌都刑事审判实践讨论"赔命金"与国家制定法二者在当下现实中的真实关系。     

“苦难促生文化论”是假命题

2005年10月1日,王鑫彪先生在《子归》网站（www．zigui．org）发表了一篇题为《牛为什么天上飞》的大作,其中有一段文字论到我与丁来先先生的笔墨官司。这场讨论源于丁来先先生的一篇大作《教授们,你们过得太舒服了》。我在大学教书,     

经济学视域下车险“高保低赔”的对策研究

保险公司对旧车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和收取保费,车辆发生全损时按车辆实际价值计算赔款,从定价技术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却在法律方面留下了漏洞,无法得到消费者和法官的理解。高保低赔问题的解决首先要通过各种渠道有效传播保险知识,其次要加强车险销售和承保环节的管理,尤其是销售人员的告知义务,此外还需调整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并最终过渡到车型定价法。     

论欺诈行为实施者“双倍赔偿”理论之重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思考

由于立法上的疏漏以及人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在司法实践中理解上的分歧,使得该法的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和考验。从当前实际来看,有必要对该法第四十九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作适时的修改,强化其遏制、打击欺诈行为的力度。应明确欺诈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由经营者承担自己没有实施欺诈行为的证明责任,消费者仅提供表见证明。     

北魏“假”授将军制度试探

北魏实行比较完备的将军号制度,对将军号的授予存在两种方式,即正式授予方式与"假"授方式。北魏开始"假"授将军号,在明元帝时期。"假"将军号是一种摄代军号,具有明显的临时性,主要作为征讨军统帅和将领的象征。国家授予将军号,可以将"假"授将军号与正式将军号相互比照,两个将军号具有相互照应的关系。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兼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的适用不足

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近来受到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关注，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也被运用于相关案件的处理中。由于当前我国电商市场动态性较强、消费者粘性较小、商户转移成本逐渐降低以及平台抗压能力较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理论的核心“纵向依赖性”可操作性较差。该理论的适用可能违背竞争中性理念、过度干预市场以及异化《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在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时，界定电商平台相关市场方面应注重考察商户所在的付费市场，排除传统市场并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的电商平台；认定电商平台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应将商户规模纳入市场份额，适当延长认定交易量型市场份额的时间，并重视平台生态以及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塑造，以及考虑商户转移成本、消费者偏好与配套设施标准性等市场壁垒；以行为对有效竞争机制的损害为重点，只在行为限制竞争的消极效应明显大于平台经营效率、消费者福利提升等积极效应时，认定行为违反《反垄断法》。     

音韵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侨三等”VS“假二等”“假四等”及其他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任务是加快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建设。汉语音韵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学科,也是国学的基础学科,拥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应该继承、光大音韵学的优良传统,也要勇于创新,建设具有时代精神的体系。就音韵学话语体系而言,鲁国尧本世纪初曾提出音韵学新术语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今又提出新术语折叠型切韵图展开型切韵图。音韵学教科书、词典一直都采用假二等和假四等两个术语,但有深弊,于是另创新术语侨三等,以良币驱除劣币。就如何建构音韵学话语体系问题,鲁国尧提出四策:继承、光大;考古;淘汰;创新。这或许是中国语言学界论述三大体系构建的第一篇论文。     

“二选一”合约的经济解释——兼论电商平台改变了什么

“二选一”合约又被称为“独家协议”“专营专销”“独家授权”或“独家合作协议”,是一种长时间、大范围、普遍存在的一种“排他性”合约安排。本文运用交易费用—合约中的“四二均衡”理论对来自传统和电商行业的四个企业案例进行分析,尝试厘清该合约条款的实质及其出现的原因,结果发现：（1）“二选一”是一种合约排他条款,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降低监管“渠道投入与使用程度”的交易费用。（2）“二选一”条款的出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二选一”条款提出者投入了大量资源建设渠道;二是节省的监管费用足够高,能给予条款接受者足够补偿,让缔约双方达成一致意见。（3）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渠道的形式,但却并没有改变合约的实质,“二选一”合约条款在电商平台出现的原因、条件与传统行业完全相同。     

二语习得之“输入假说”与英语教学

本文浅议二语习得中的＂输入假说＂理论,强调如何更好地进行语言输入,借以提高英语教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