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卓识,学者楷模——读侯外庐《韧的追求》

侯外庐先生在学术上堪称大师，在道德上堪称楷模。他的自传《韧的追求》以朴素无华的文字向我们昭示了这位史学家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展现了这位学者的学术贡献和高风亮节：一、高尚的史德所谓史德，根据章学诚的阐述，是“著书者之心术”，即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     

沙湖学术信息

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在《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年4月28日上发表《史胆与史责》一文。刘知几认为才、学、识为史学家必具的修养。章学诚进而提出了“史德”。中国古代史学家还通过自己的言行向人们昭示:胆量和责任感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史胆有助于发挥史学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惩恶劝善。只有具备史胆者才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而且胆能生识,在识人所未识之后,更要能有胆量才能言人所不敢言!否则所识所见也就只能闷在心中,徒生暗室之叹。史责有助于调动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忠于史职、通古联今,努力发掘传统…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三国演义》妙在假能乱真而不失其真——兼与叶朗等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的“实”与“虚”一直为人们争论不休。这不仅关系到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也涉及到历史小说如何处理“实”与“虚”的问题。清史学家章学诚认为《三国演义》的缺点在于:“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主张“实则概从其实”。①胡适则认为“《三国演义》拘守的历史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所以只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②这些论点,不是失之偏颇,就是不符合事实。按照章学诚的“实则概从其实”《三国演义》就不能成为历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学界对章学诚<史德>的解读有不同看法.笔者研读之后提出三点新的认识:一是章学诚指出"识"有三种:断义之识、击断之识、文士之识.二是"史德即心术"实为史家之思想品德.三是章学诚所云"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天",不是指客观历史事实,"人"亦不是指史家.只能按章氏之说理解,即"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因而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不是指正确处理史家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关系,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真相,而尽量不加之以主观;而是说史家尽可能使自己的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同时不增加气、情"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的程度.     

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把对史才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发展了“史才三长”论。近代，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对“史才四长”提出了新的观点，注入了新的内容，是这一理论的又一次大发展     

当代史的书写:1789年后章学诚对古文的界定

1789年后,章学诚开始频繁立古文之目,提倡古文。章氏追求的古文,就是承《春秋》家学之史文。该文通过对《史德》篇的解读,探讨章学诚对《春秋》家学的新理解。章氏对韩愈的批评,体现了他对古文介入当代史书写的复杂性的思考。     

略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

章学诚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史学家和目录学家。他生于1738年(清朝乾隆三年),卒于1801年(清朝嘉庆六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考据学盛行、理学仍被统治者尊为学术正宗的乾、嘉时代。他一方面认为考据学专重考据,罕言经世致用,象这样脱离实际的学风必须纠正;另一方面又认为理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同样是脱离实际,必须加以矫治。为此,1773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这部名著。同一年,章学诚还编写了《和州志》,其中有《艺文书》一篇,按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分为八个大类,三十五个小类,分别著录了和州人士的著作。1779年,章学诚又撰写了目录学专著《校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志德浅论

职业道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一部好志书,是一代一方智慧的结晶,历史的写照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录,可以为我们了解地情、总结经验、认识规律,从宏观上进行战略研究和工作指导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从事这样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更应大力提倡职业道德,使人人具备修志道德,这是保证志书质量不可忽视的前提。古代史学家就很重视史德,而史德的核心就是直书。司马迁曾被认为是“秉笔直书”的典范——《酷吏列传》把武帝时酷吏一一写出.《封禅书》写武帝迷信思想和举动也很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 ,章学诚以“文”济史 ,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 ,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 ,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 ,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 ,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略论莽张飞形象的诞生——从章学诚的一则评论说起兼论及《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代

一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学者章学诚尝调:“张桓侯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按,指《三国志通俗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且不说此评论是道地的封建士 大夫的一种阶级偏见,用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去观察和评论文学上的典型形象,即以史实考之,亦大相迳庭。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章学诚史学思想中的历史事实问题

采用文献分析和理解综合的方法探讨章学诚对历史事实问题的看法,结论认为:史学家研究历史事实的基础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考证以确保其真实性,与历史问题相关联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形成历史证据,历史学家以历史证据为基点进行推论建立起历史事实.     

章学诚明道思想探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外对章学诚的研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但还未有专文尝试由章学诚思想系统自身的特性出发,提取其核心概念的精神实质,对其思想进行整体的诊释。本文力图抓住章学诚思想系统中的核心概念“道”,从“学以致道”、“道的坎陷”以及“道的精神”三个方面勾勒章学诚的明道思想。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章学诚史书修纂思想简论

章学诚史书修纂思想是其整体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之作以简要论述，即撰述体圆用神，交易不拘常例；力辟离事属辞，尤重当时人事；倡导史德修养，厘定增损原则；广泛搜集史料，审慎辨伪采择。     

略评1936年勃鲁姆政府的社会改革

法国人民阵线的第一届政府——勃鲁姆政府上台伊始,就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法案.勃鲁姆认为,这是人民阵线政府为“改善”现有社会“试图作出的试验”.勃鲁姆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史学家对此改革也通称为“勃鲁姆试验”.几十年来,史学家对它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的说它是“通过法律的革命”,也有的说它是“不果断的社会改良主义”,“完全的乌托邦.在我国还有人认为: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改革措施,“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