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与“无我”——论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色之孔子思想,是以“为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最终却落足于“为我”的个人修养。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却走上了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孔子与庄子在“为我”上有一交汇。但这一交汇却构筑了其思想更加激烈对抗的平台。     

用“同心”思想统领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

文章以“同心”思想结合对台工作，从创新宣传途径，架起“同心”桥；拓宽交流平台，打造“同心”路；维护台胞权益，多办“同心”事；丰富联络方式，齐绘“同心”圆；携手同促发展，共圆“同心”梦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新形势下“同心”思想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作用。     

实践“三个代表” 注重活动实效——奉节县村级“学教”活动的成功实践与启示

按照中央和重庆市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去年11月以来，奉节县大力开展了村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通过近半年来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基本上达到了“干部受到教育，群众得到实惠，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推动”的预期目的。其做法和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宋代诗学视阈内的“健”范畴

"健"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出现于汉魏时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在宋代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显示了宋人诗文相通的文学观念,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以"健"论诗的流行有其深刻的儒学思想文化背景,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宋人学杜、尊杜的重要表现。     

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好教材

唐之享副省长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概论》，是阐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部好教材。首先，好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的阐释。该书在导论中从总体上介绍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内在联系、重大意义、实践途径；１－３篇分别详尽的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每一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来龙去脉、重要地位、历史发展、实践经验和执行措施；第４篇系统地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内容丰富，观点正确，阐述清晰，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好在注重“三个…     

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院中心学习组“三项学习教育”专题研讨发言摘要——扎实推进我院“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是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中央要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确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项任务，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队伍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活动，     

贯彻“三个代表”思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入领会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对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是落实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任务和根本举措，是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应有之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之“虑”的思想方式

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哲学就是“思的事情”,“思”是思想活动的唯一方式。“思”确是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式,但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思想方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哲学的思想方式不是“思”而是“虑”。“虑”的思想活动在针对的问题的性质、问题发生的根源以及问题的诉求等方面都与“思”的思想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     

“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场思想论争,也是实用主义改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在当时知识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两种思想火花的激烈碰撞,使得五四先贤在对“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进行批驳与辩白的同时,亦受到深刻的影响与启发。这场论战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倾向于关注现实问题并积极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路径,论争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得到真正的扩大,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进程。     

论“三结合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兼谈“3·3·3…系列智能学具”的原理、应用及推广

“三结合教育科研体系”是教育科研领域内出现的一条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的新途径。这一科学体系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习与全面发展”课题组为研究该项目而采用的,作为该项研究工具的“3·3·3…系列智能学具”有其突出特点,并在推动这一体系的研究进而开发我国儿童智力和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新异化”的高级感性诊疗方案——论哈特穆特·罗萨共鸣理论的美育性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哈特穆特·罗萨以“社会加速”和“新异化”理论而闻名，并在近年来系统提出了作为社会症状解决方案的“共鸣”理论。对于这一理论，国内学者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不指向外部社会关系之变革而诉诸主体自我调整的方案是孱弱的、不彻底的。必须指出的是，共鸣理论绝非单纯的社会学理论，而是一种生长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美育理论，与席勒解决异化问题的美育方案共享同一逻辑。“共鸣”作为主体与世界之间建立在差异性体认基础之上的回应性关系，其本质是一种高级感性关系；表征人与人关系的“水平共鸣轴”、人与物关系的“对角线共鸣轴”以及人与形而上存在关系的“垂直共鸣轴”,正试图囊括主体与世界可能产生的所有高级感性经验领域，为席勒的“审美王国”构筑了三个扎入日常生活之中的支柱。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坚持“三个代表”与“三讲”教育的有机结合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有了更加科学的思想内涵和明确的努力方向;我们一定要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和扩大“三讲”教育的成果,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探略

在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之际 ,我们党又决定将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到“两课”的教学内容之中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 ,需要学校党委领导予以高度重视 ,组织力量加强研究 ,充分利用“两课”主阵地、主渠道 ,积极有效地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     

关于“三讲”教育的理论思考

开展“三讲”教育是落实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为迎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所作的重要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本文从“三讲”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命题,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方法三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开展这一教育活动的积极意义,从理论上阐述了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必须以整风的精神进行这次“三讲”教育     

从“分离”走向“对话”：共同体的价值诉求

人的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极端运用,导致了工业时代的流行病一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关系的“分离”;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走出“分离”的困惑,实现合作与交流,因此强调公平交往、追求共赢共生的“对话”理念已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旋律;基于“对话”思想对于交往实践制约性的可能性忽视,“对话”理念盛行的同时,作为“对话”载体的“共同体”思想得以激活并在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