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市民化意愿、满足农民市民化诉求。农民市民化是农民扩展自由、拓展选择集以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途径。农民市民化为释放农村土地资源,改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创造条件。农民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需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政府财政承担能力相适应,农民群体分化速度要适应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群体分化的动态均衡。因而,在农民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要逐步实现公共基础设施的城乡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分享。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农民获得发展以实现农民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所以应注重实现农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互动。     

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1032份问卷调查数据,从消费数量水平、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3个维度,分析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考察体验消费观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信贷对乡城迁移农民产品消费数量水平无显著影响,对产品消费质量水平和消费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体验消费观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数量水平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与产品消费质量水平、消费幸福感影响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针对乡城迁移农民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充分满足其消费信贷需求,并通过线上线下的宣传与引导强化其体验消费观,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农民市民化是指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奏,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目标。由于城市化总体水平和质量不高、历史上形成且现在仍旧具有羁绊作用的制度、不公平的城市劳动力市场、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城乡隔阂的社会观念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缺陷等制约因素,致使我国农民市民化面临许多困难。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改革落后制度,建立劳动力市场机制,完善组织管理,统一观念认知,增强农民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迁移与发展：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的回顾与展望

从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看,中国乡城劳动力迁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很巨大。中国劳动力乡城迁移远未完成,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宅基地禀赋与乡城家庭化迁移——基于分期动态家庭迁移决策机制分析

家庭化迁移已成为中国乡城迁移的主要模式,具有分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对家庭化迁移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土地在家庭化迁移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期动态的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家庭化迁移分为两个阶段：家庭离散阶段和家庭聚合阶段,并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拥有宅基地的家庭,宅基地面积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为显著的“正U型”;（3）相比于家庭离散阶段,宅基地禀赋在家庭聚合阶段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探索构建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满足迁移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     

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的实现路径

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是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实现其宅基地财产权将有利于推进农业人口转移进城。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农民的宅基地权能并不完整,难以实现其宅基地财产权。因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实现宅基地财产权的根本点是改革现行宅基地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促进宅基地使用权放活流动,真正实现农民土地的财产功能。在“三权分置”视阈下,一方面要充分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让农民吃上宅基地资格权这颗“定心丸”;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宅基地流转机制,推进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加快放活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促进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实现其宅基地财产权。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农民市民化困境分析

城乡二元体制的松动,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仍然存在分配关系不合理、社会保障权利缺失、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等现实困境,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的逆向流动。认为通过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增加制度有效供给,助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主体性因素与农民的市民化--关于农民市民化的调研

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然而在农民的市民化过程中,他们除了受到外在的体制环境的影响以外,还同样地受到自身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充分了解和把握这些影响农民市民化的主体性因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努力清除这些主体性障碍因素,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     

农民市民化的角色问题探析

随着城乡统筹工作的推进,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也逐渐提上了日程.但是农民市民化并不是农民的户口解决、户籍制度的改变那么简单,要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关键在于实现行为主体(即农民)本身的转变.文章对农民在城乡统筹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实现农民市民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现阶段城乡统筹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参考.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根据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2年的流动人口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城乡移民人口的市民身份获得和社会经济地位流动进行了系统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社会的流动人口的城乡移民模式，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城乡移民过程相比较，具有一些特殊性，不过，尽管城乡移民的市民化遭遇了制度性和社会性的阻碍，但移民们仍然通过移民过程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     

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通过分析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紧—松—紧状况的原因,指出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的主要因素,而户籍制度则是其一个制度方面的表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的完成。     

论农村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

国家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与农民财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因征收活动中公益目的泛化与征收程序失范,国家的征收权容易被滥用;加之补偿标准偏低与保障制度缺位,使农民的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已成为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此,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严格区分农地征收中的公益目的和非公益目的,规范农地征收的程序,解决农地征收中的公平补偿问题,强化对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救济,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等。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转移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借鉴国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转移途径角度,要合理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社会制度系统角度,要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从政府服务角度,要尽快规范和完善农民工转移中的服务体系     

关系网络与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是农村和农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乡—城人口迁移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因素在宏观层面影响着非农转移的规模与速率,农户的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及劳动力个人人力资本情况构成非农转移的微观机制。经验数据分析表明,农户非农化转移遵循着闯市场的机制,即农户与市场的共同演化机制,关系网络主要在个人与市场进行互动时发挥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影响,而并非通过提供明确的职位信息或为取得职位提供人情帮助,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水平对非农转移机会和转移效果都具有积极意义。经验研究的现实启示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稳定地转移,既需要有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转移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四元特征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四元市场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贡献,从而可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从四元劳动力市场出发,完善劳动力市场;发展非农产业和城市非正规产业;加强小城镇建设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社会分层背景下农民平等权实现的路径探寻

社会分层以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主导着各阶层在社会中的主次布局。当下我国异化的社会分层格局通过对社会资源的不公正配置,导致位居社会分层序列底端的农民群体遭受到不公正对待,农民对其平等权利的享有遁入困境,社会矛盾由此凸显。在此前提下,树立农民理性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与阶层认同感,并从制度层面对其平等权利予以保障,方为社会分层背景下农民平等权实现的理性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