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钱玄同与周作人

钱玄同与周作人是 2 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名人 ,在三十余年的交往中 ,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及私人情趣上保持了高度的契合。在国难之中 ,他们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相径庭 ,但二人旧谊仍笃 ,直至钱氏生命的最后一刻 ,仍对周的人生走向提出警告与规劝。综观钱、周之交往历程 ,二人虽因学术趣味或政治立场的变化而略有波折 ,却善始善终 ,对此做一番考察 ,有助于了解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从日常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出日本文化个性特点。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发展有变化,这种变化有迹可寻,可以从他的数篇文章中看到其轨迹。他早期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非人思想,后期则着重梳理文学中已经存在的变革因素,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运动的源流,这种转变体现了他立足点的不同以及他从一名“战士”向一名“研究者”的转变。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古越精神与周作人文化性格

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周作人硬气、沉实的精神个性与古越先民强悍好斗的野性、句践兴国雪耻而惨淡经营的稳实作风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围绕周作人的“故乡泛化意识”,探讨了越初民敢于轻舟泛海的海洋心态于其“世界民”意识形成、古越怀疑而非盲从的理性思维方式于其破除传统故乡意识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梳理周作人散文平淡而又无法平淡的风格与古越精神中任适自然、追求事功两种对立文化质素并存兼容间的某种内在因缘。     

种放与宋代隐士文化

种放是北宋早期的著名隐士之一。他才识过人、传教著述、参与时政,受到了真宗以及时人的高度尊宠。种放与其他同时代隐士一样积极有为,其人生丰富多彩,代表了不“隐”不“仕”的宋代隐士风格。他们徘徊于江湖庙堂之间,继承了隐士之道,又为宋代乃至古代文化、政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是隐士文化经历唐宋变革后的新面貌。     

周作人“文化救国论”新评

周作人制造、发明的文化救国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同义语。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几个理论支柱:诬蔑气节,大反气节;炮制政治、文化二元论,人为地把政治、文化对立起来;所谓不为国民政府守节、文化救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对历史的曲解和嘲弄。     

论周作人的传统文学价值观

在"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下,周作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与传统对话,并向传统文学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以传统为中心辐射异质文化,为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注了生气。     

试论文学的产业化选择

文学面临着商业市场、新媒介和数字娱乐资讯等多重冲击和挑战,正逐渐走向工业生产和审美价值联合的产业化道路。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生产相关理论,深入透视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产业发展生态,并对当前＂终结说＂等文论进行剖析,指出产业化是文学面对市场的现代性选择。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二元文学观

在对文学之本质、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上,浅草—沉钟社均具有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根源于其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建立起来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体系,因而具有必然性。当其从以自我为本位、鼓吹“爱己”的个性主义价值观出发、把自我觉醒的心灵本身作为表现对象时,必然会强调“为艺术而艺术”;而当其从以“爱人”为特征的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去关注外在的客观世界时,也势必会形成“为人生而艺术”的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在理论上虽然显得不够圆熟,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中却具有积极的意义。     

现代文化思潮投射下的文学母题

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演变总是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制约和规范,并主动随着文化思潮旋转,也就是说,受何种文化思潮影响,就会生成何种文学.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回观,现代文学始终环绕三大文化思潮变奏和旋转:即人文型文化思潮、政治型文化思潮、民间型文化思潮.这三大文化思潮不只影响着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刻画,也影响着作家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更制约着作家对文学主题的选择和表达.     

追求情的普遍意义──试论晚明思潮路向的转变

晚明时期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倡导“唯情论”,试图通过情这一路径追求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这种趋向由李贽发起,在袁宏道审美观的演变过程中更趋明显,随后的汤显祖表现出对超越肉体的精神意义的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冯梦龙则试图以主体的内在情感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这种种努力和探求,使得晚明思潮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路向的转变。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新潮》的文化广告

1919年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发行的《新潮》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二本新杂志,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想、新学术为主旨,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潮》上刊登的文化广告,主要以新书籍、新教育、新社团为主,不仅体现了《新潮》的启蒙特色,有助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及女性解放、教育改革等社会发展趋势。     

东北满族祭柳仪式的文化思维与文化价值

祭柳,是东北满族先民的原始宗教仪式。原始先民对于柳的崇拜,与对于其他树种或者其他植物的崇拜,有着大致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积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创作。满族祭柳仪式是东北满族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之一。柳的实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满族人的生活中显现出独特的重要性。研究满族祭柳仪式对于我们认识东北文化,研究像《红楼梦》那样深受满族文化影响的文学作品,研究东北地区的文学创作,研究东北人的现实生活等,均有现实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 ,可以看出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到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生、住、异、灭”的嬗变演进 ,这些决定了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 ,也使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