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     

盲人摸象与成竹在胸:分科治学下学术的细碎化与整体性

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已成体制,纵横两面,相互隔膜。所做学问,或许符合后出外来的学科轨则,却不理解前人的习惯做派。诩为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割据分封,画地为牢,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实无二致。至于所谓跨学科,则往往是坐井观天,或踉跄跳跃,以局部求通论,以归纳代贯通,势必以偏概全,看朱成碧。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竹在胸,难免盲人摸象,无法庖丁解牛;刻舟求剑、缘木求鱼之事,日益习以为常,甚至天经地义。博而后约,以专致精,由精求通,整体之下探究局部,仍为治学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门。如此,才能接续前贤的未竟之业,以免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将天边的浮云误认作树林,或以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为治学的正道坦途。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

儒家道统的哲学内涵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道统说虽由唐代韩愈提出 ,但道统意识却是儒家自孔子以来的一贯思想。通过对宋代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道统之争的详细剖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 ,但也会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     

王船山的道统观

王船山的“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的学术追求集中体现在其“气学”道统观中。王船山以传承“道统”而自任,正是为了等待“治统”的重新接续。     

道统与宗孔:周敦颐与邵雍的宗孔思想研究

晚近以来,韩愈的道统论在当代儒学研究者中影响巨大,然而与之对应的周敦颐、邵雍等新儒家的"宗孔论"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中国文化史的历史进程而言,宗孔论之影响绝不逊色于道统论.通过对周敦颐和邵雍的宗孔思想的研究,以道统论向宗孔论的转化为线索,可以揭示儒家从圣王崇拜向圣人崇拜的转换之原因及其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意义,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礼仪之争"中,"宗孔论"的圣人崇拜在对抗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些年关于“道统”人物研究的综述

近些年道统人物研究具有以下特点：越是有争议的人物，研究愈深入；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依然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力；研究者有意转换思路，从各种角度，运用纵向、横向比较等方法对旧有问题进行全新阐发。研究中的不足也很明显：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得不够扎实；对道统人物还未进行细致的分类；对于近代新儒家、国外传承者的专论还不够。传承道统在现代文化构建中究竟有多大价值，如何发掘道统人物的精神力量，思索道统缘何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未能成功建立起来，等等，都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价值的课题，应当予以深入探研。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真德秀的“道统”观

“道统”论作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得到广泛流传。真德秀作为南宋晚期私淑朱子的重要理学家,一方面从“道”与“心法”等理论层面丰富了朱子、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也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子的“道统”传承地位;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中道”“执中”“建中”等内容的强调,将国家“治道”也纳入到“道统”叙述之中,并在“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乎朱子的论述。所以,真德秀的“道统”观具有根源朱子、兼顾治道、多元并包的主要特点。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先秦分类观念与中国学术分科之特征

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已有相当发达的分类观念,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和地域为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类分标准;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古代典籍涵盖的范围内,并非直接以自然界为对象;中国学术主要集中在经学、史学及小学等人文学科,并非如近代西方那样集中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传统与道统--儒家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

在儒家文化中,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换言之,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纽结,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     

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的功能及其式微

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相互依撑的所谓“统”,一是“政统”,一是“道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道统”是“政统”的构建者、解释者、驯化者、维护者、校正者以及道德力量的来源。正如康熙所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虚玄的、承担“道统”的“师”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现实的、承担“道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士大夫”的系统,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其势却越来越式微。     

王安石的儒学人物评价及其道统观

王安石一生的学术宗旨是要建立新经学、新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王安石把圣王之道作为儒学的真精神,把经书传习作为儒学的存在形式,把儒学创始人孔子看作是古代圣王之道的继述者,赞扬后世能够振兴儒学的豪杰之士,并自觉地以道统传承为己任,表现出掩迹孔孟、自作圣人的人生抱负。     

进入圈子与隔离道统:司马光与理学之渊源辨析

学界对司马光哲学思想的归属问题认识不一,既看到了他与理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囿于南宋以来的道统意识,不愿接受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宗师地位.实则司马光不仅与理学中人多有交往,主动参与北宋理学诸子的学术圈子,共同促成了理学初兴时期元气淋漓的发展局面;而且后世学人在题写有关司马光之书画作品时,对其学术品格与道学气象也十分推崇.但在程朱后学争胜门户、指认谱系的过程中,司马光逐渐被隔离道统,其理学宗师的身份也随之被消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