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成名”背后

日前,84岁高龄的原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我的老友喻建章,将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回忆新著《我的七十年出版生涯》一书,惠赠于我,并在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首诗:"出版如无作品,难做无米之炊。编辑依     

论杨朔散文意境的创造——杨朔散文研究之一

散文与诗,可以说是一对孪生的姊妹。散文具有诗的很多素质,首先是具有诗的意境。杨朔的散文很美,尤致力于意境的创造,这是他的散文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之一。杨朔说过:“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这是杨朔的经验之谈。     

谈李国文小说的诗情特征

李国文说过,他不是诗人。确实,他不以写诗见称。然而,我们从他的小说里,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诗的情境、诗的意趣、诗的韵味。要问这种感受是怎样来的?细想一下,与他作为小说家的审美态度显然大有关系。在一篇题为《我的歌》的创作谈中,李国文这样写     

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

l 半个多世纪来,艾青紧紧追踪着时代,瞩目于世界,以他卓著的成就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在现当代的中国诗人中,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能家艾青那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际友人这样评价艾青:“中国诗坛的泰斗,迷人的艾青。”——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新西兰女作家玛利·庆“艾青的诗,政治态度鲜明,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阿尔及利亚教师伊尔什“艾青的诗,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读来同样令人生情。”     

简论诗歌的时间

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诗画异质说,对诗与画这两个艺术品种的差异作了极为精到的分析。他说:“我的结论是这样:既然绘画用来摹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並列的符     

散文意境创造的特点

这个题目会使人自然地想到当代著名散文家杨朔。杨朔不但以他创作的诗化散文而著称,而且他还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写散文要“寻求诗的意境”的经验。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     

寄语青年

“冬天到了,春天还远吗”?这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 春,是生命的象征。春,是古今中外诗人诗中的天使。 春,在唐大诗人李贺的诗里,是别具一格的。在他的三首诗里,春的形象是不同的。 在一首诗里,诗人是这样描绘的: “飞香走红满天春”,花红遍地,香飘云天,写出了春的自然美。在另一首诗里,诗人是这样渲染的: “风流变动一园春”,春临人间,万象更新,     

渴望成就——李渔的诗与人

当一个人试图了解和评价一位中国古代诗人时,他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注意这样一点:他所说的诗人,应该是那样一种人,即他的诗中或多或少包含着一些属于他个人的需要倾吐的心灵的事物和感受。否则,纯粹从技巧性的角度而言,他将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广阔无边的诗的海洋之中而手足无措。事实上,几乎每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会写诗,而且他们必须学会写诗——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诗,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格律诗,它具有字数方面的严格要求,并且必须排列工整,以及在语法、句式上对偶和保持诗音律协调。在公元七世纪时期建立起来的官僚选拔制度,亦即科举制度中,从一开始,诗就被确定为儒生们     

诗与形象小议

形象是诗的生命.诗人艾青说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无法谈诗.”那么,怎样表现诗的形象?孙绍振教授在他的《文学创作论》中这样说:“通常我们所说的形象是客观生活特征与主观感情特征的统一.……从诗来说,二者不是统一于生活的特征,而是统一于感情特征.”所以他认为“诗的任务之一是表现自我的心灵.”他引用了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抒情诗用形象图画来构成人类天性内在本质的虚无飘渺的,无定型的感情.”这就是说诗的形象是和图画并列的,不同于小说、戏剧的形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图画、形象,才有意象、有境界,从而产生艺术魅力.吸引读者从有限的语言文字的构     

关于陈毅诗词的用韵

(一)陈毅同志是主张诗要有韵的。他说:“诗的平仄和用韵是自然的,废不了的。……我不同意反对平仄和用韵。”又说:“我主张新诗可以做,旧诗也可以做”。他还提出:“不按照近体诗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四言五言六言,又参照民歌来写,完全用口语,但又加韵脚,写这样的自由诗、白话诗,跟民歌差不多,也有些不同,这条路是否走得通?”     

廖公弦近年诗作漫评

廖公弦在《谈我写诗》中说:“每个诗人,每个读者,都有他自己的爱好,断不可强求一律。”我喜欢廖公弦的诗,就是我“自己的爱好”。读了他近年的一些诗作,颇有感受,就把它写下来。在看法上有与旧说相同的,也有不同于前人的,刘勰说过:“同之与异,不屑古今”姑且如此吧。廖公弦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执着地追求着,不停地探索着;他追求一种有自己艺术个性的诗歌形式,探索一种民族的诗歌创作手法。他说:“实践会给我什么呢?只有实践知道。”他近年的诗作表明,这种可贵的探索,已获得可喜的成果。他的诗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     

说说诗疗

据报载,美国洛杉矶一位心理学教授提倡一种新的医术,叫诗疗。他认为通过阅读那些精心挑选出来的诗歌,人们不仅可以获得有益的知识,还可以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和感染,对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产生积极的疗效。这使我回忆起儿时的一些情景: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每当我生病的时候,他在一边用药的同时,总是把我抱在怀里,一边走一边吟诗。这样,病痛便往往在     

论人类因素在弗罗斯特诗歌中的重要体现

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20世纪诗坛上最受欢迎的诗人.他的诗取材于自然,但涉及更多的却是人类因素,他从平淡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掘诗的情绪,人类生存状态,形成了自己独创的诗歌风格.他说:"由于我的背景的缘故,有人称我为自然诗人,但我并不只是一个自然诗人,在我的诗中,你总能发现一点别的东西.‘别的东西'即自然的背景总要有人类对其加以补充.因此我们必须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论艾青的诗美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写《东方支部的会合》一诗到今天,艾青写诗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悠长岁月,造就了这样杰出的诗人,是中国诗坛的骄傲。的确,艾青这样的诗人是不多的:空间的障碍在他的歌声面前并不存在,他的作品受到了各国读者的欢迎。他     

谢胱与永明体诗新论

谢脁是我国五世纪南朝时代优秀的诗人。他最先受到同时代名人的赏识,沈约说他:“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粱武帝说:“三日不读,便觉口臭。”简文帝也说谢脁的诗是“文章之冠冕”。这至少说明了他的诗有相当大的艺术魅力,不然绝不会受到当代名人如此的推崇。我在《略论谢脁诗的艺术特点》一文中(刊于《盐城师专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对他的永明体诗的艺术特点作了探讨。本文则拟对他的永明体诗的产     

常燃不熄的青春与爱——读三卷本文献《王慧骐与散文诗》

《王慧骐与散文诗》(三卷)书腰上的推荐语王慧骐是这样一种人:敏感、热情、一见如故,明明是情感细腻的南方人,却生成一副北方汉子的高身坯。读他的诗,再初见他的人,你会感到不那么吻合,但三句话谈过,王慧骐便成了永远的王慧骐。在他高大的躯体里,实在有万般柔情、千缕诗意。——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当1986年我去江都县,在他那个幸福的充满爱的小家庭中做客的时候,我读了他描写爱情的散文诗,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这是王慧骐以他的才华,他散文诗写作的成熟的技巧,以及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提炼迎接了我。——柯蓝(前辈散文诗作家)     

从“香菱谈诗”说开去

《红楼梦》第48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学诗入迷的香菱经过长时间的苦吟、品味,终于揣摸出诗中一些奥妙。她对林黛玉说:“依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她以王摩诘、杜甫等的诗为例,印证了她上面的观点:“我看他(王摩诘)《塞上》一首内有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名人轶事

彭德怀改诗 彭德怀是一位名震中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保卫战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即兴重书他在长征途中热情赞扬彭德怀的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这首诗里,毛泽东对彭德怀能征善战的英勇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能,作了高度的概括和真实的评价。然而,彭德怀看了这首诗以后,却把“惟我彭大将军”改为“惟我英勇红军”。这一改,不仅体现了彭德怀的谦虚精神,而且体现了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     

苏东坡在儋耳

1097年,苏东坡被贬儋耳(今海南岛儋县)时,已经62岁了,他自料此去必死,所以安排了后事。他描绘临行时的情景说:“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孰料在遇赦北归时,他却又唱道:“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儋耳竟成了他的老家了,变化不能说不大。促使他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别的因素,而民族友谊的力量,恐怕是主要的了。邓拓同志的《旅途杂诗·蜀山忆东坡》一诗中说:“累年谪宦悯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