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德鲁克的“实践人”之理性思考

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德鲁克认为人性无善恶之分，只有在实践中人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塑造，即“实践人”，并阐述“实践人”存在的三个纬度和几个特性。由于德鲁克的阶级局限性，“实践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德鲁克的 “实践人”为人性研究的当代发展拓展了新的思路。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俄狄浦斯母题的现代嬗变

《俄狄浦斯王》、《儿子与情人》和《海边的卡夫卡》这三部作品是＂俄狄浦斯母题＂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典型范式的演变,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从人的成长角度对俄狄浦斯故事及其现代嬗变进行探索,思考人类的成长必须建立在对父辈和母辈的超越之中,杀父、娶母、流亡就是文学作品表现人成长所经历的三次蜕皮式质的飞跃,＂俄狄浦斯母题＂在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的成长和发展的瓶颈。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边城》道德思想的伦理学阐释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边城》所构建的社会生活画卷做一次伦理学阐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通过《边城》人物伦理关系的描述以及道德心理的勾画,充分展示了特定时空中人际关系的本真和人物心理的纯美,这种本真与纯美正是今天人们追寻的精神家园。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从郑仙诞到广州重阳登高——兼谈传统民俗的现代化演变

从广州传统的郑仙诞(白云诞)节俗到九月九的重阳登白云山,是传统民俗现代化演变过程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个融合、转变的过程是民俗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密切关系的反映,一方面保存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在内容、形式、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它说明,传统民俗不仅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生存发展,而且能够在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瓦尔登湖》的和谐之美

散文名著《瓦尔登湖》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的文学才华和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其篇章结构和人生哲学层面洋溢着的和谐之美,对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的启示作用.     

唐代迁谪诗文述略

唐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众多诗人所创作的“迁谪诗文” ,是唐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迁谪诗文颇能体现出迁谪文学的本质特点 ,对后世的迁谪文学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边境三部曲》中的文化隐喻

《边境三部曲》是美国当代作家科马克.麦卡锡描写西部牛仔的宏伟巨著,这一系列作品因其对大自然、对人性、对社会、对宗教等的深切关注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隐喻。从《边境三部曲》中牛仔、荒原、宗教等文化符号入手探讨作品的文化隐喻。     

牧歌与挽歌的变奏——《边城》悲剧结局再探

沈从文的《边城》以独特的审美视域和抒情笔调，展现了清新幽美的自然环境，和谐淳朴的乡土生活，善良美好的人情人性。这一牧歌式的文体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边城》结局突然脱离了牧歌的主旋律，急转直下奏出“死亡”气息浓厚的挽歌，落差形成了强烈的叙事张力，造成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悲剧结局的原因既有乡村女性难以摆脱的宿命阴影，也折射出沈从文复杂矛盾的女性观。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