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制度

走私贸易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它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缉私问题,国民政府应对日寇走私策略演变的统一缉私制度尚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略显迟滞,消极应战的政策和措施居多,不过国民政府的缉私制度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899—1912年胶海关缉私活动初探

胶海关是中国政府设置在外国租界地的第一个海关。在外籍税务司制度管理下的胶海关缉私活动对清末胶州地区走私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其在打击口岸走私活动的同时规范了海关的进出口秩序。华人华商走私与胶海关缉私的矛盾关系揭示了隐藏其中的多层社会问题,胶州人民的自发缉私斗争揭示了胶州地区人民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双重剥削下的艰难生存困境,从中可以理解国家政权强弱与缉私盛衰的辩证关系,进而树立和强化海关捍卫国家权益、维护民族利益的缉私理念。     

江北抗日根据地食盐产销制度述论

抗战时期，江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在夺取两淮盐区后，通过在生产、销售、税收、缉私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盐产销制度。这使当地盐业在夯实抗战经济基础、改善民众生活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为进一步的制度探索奠定了基础。     

南宋时期宋金走私贸易及其政府管控

宋金走私贸易长达百年之久,南宋政府加以管控并形成严密完备的缉私制度。走私贸易是宋金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宋初兴起,绍兴和议后趋于泛滥。宋金以茶盐为主的商品具有需求互补性并形成依赖,以及金朝对特殊物资的需求,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得满足,走私贸易因此兴起并持续,影响南宋官课收入和政治稳定。南宋政府为此实施官民联防、告赏、边境地带分级管控、惩罚缉私不力官员进行管控。尽管未彻底阻断走私贸易,但南宋形成的缉私制度对走私贸易起到抑制作用,有利于官课收入和政治稳定,对保障南宋经济发展及维护国家利益产生积极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海关缉私工作的整顿与加强

走私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违法行为,每个主权国家都厉行缉私。缉私是国家賦予海关的一项重要权能,国家主权是海关缉私的根本保证。由于走私是一种国际间的社会现象,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势必影响缉私工作的进展。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家主权丧失殆尽,海关行政管理权也落入代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籍税务司手中,致使海关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缉私主权。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出现松动,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稳固其统治,趁机收回部分海关主权,刷新海关行政,提高关税税率,海关缉私工作也因此得以整顿加强。     

晚清海关缉私体制述论

走私是一种国际经济违法犯罪活动,是逃避海关监管的非法、变态贸易行为。海关依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执行缉私职责,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缉私是国家赋予海关的一项重要权能,国家主权是海关缉私的根本政治保障。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并决定了晚清海关缉私体制的建构以及缉私工作的成效。     

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

英国人赫德从1861年到1911年在中国海关任职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如果不囿于赫德本人的国籍身份、行为动机,通过与清政府时统治下的海关制度比较,可以展现出赫德任职期间在总税务司制度、关税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缉私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从而揭示赫德对中国海关制度近代化的影响。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华中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创建并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企图弱化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为保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主要是针对粮食、毒品、货币和食盐等物资的缉私。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缉私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

大清邮政诞生后,为维护邮权不断挤压民间信局。民国时期,在国家邮政的强力扩张下,民信局和批信局采用走私方式与邮局展开竞争,邮局则以缉私来捍卫国家邮权和邮政利益。民间信局的走私和邮政的缉私斗争,反映了国家邮政与民间信局关系的一个侧面。邮政对民间信局的整合,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一个转变。     

战后中国海关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海关缉私工作横遭破坏。战后,国民党政权日趋反动、卖国、腐败,海关缉私同样无法获得政治上的保障,因而陷入绝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缉私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为保持边区军民抗战经济力,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边区的抗战实力。     

民初安徽长江水上警察厅探析

长江水上警察厅作为安徽水上警察力量的一种,由晚清安徽长江水师改成,在民国初年几任民政长官的重视下健全了内部机构,完善了组织体系.该水厅主要有剿除盗匪、保护商旅、水上缉私等三项职能,在维持日常治安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至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安徽政局动荡、财政窘困,警饷拖欠经常发生,水警索薪罢岗,该水厅的职能逐渐减弱.     

山东抗日根据地缉私述论

抗战期间,日本不仅加紧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为维持根据地军民抗战经济力,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以及开展群众性反走私活动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实力。     

徐宝山被杀真相初探

徐宝山,江苏丹徒人,初为长江盐枭,后受清政府招安,任新胜缉私营管带。辛亥革命时期,投机革命的徐宝山,又与扬州绅商勾结,镇压孙天生起义,宣告扬州光复,徐宝山随之登上了扬州军政分府都督的宝座。嗣后,又任扬州第二军军长等职. 徐宝山是个有奶便是娘的草头王,惯于投机。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他又见风使舵投靠袁世凯。徐宝山作恶多端,天怒人怨,终于在1913年5月,被炸弹炸死在扬州引市街的住宅内.     

华南地区旅游购物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旅游购物作为旅游业中的亮点,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华南地区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作为旅游业发达的标志之一的旅游购物也随着地区经济进步而发展较快,逐渐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因此我们对其发展概况进行必要的研究,找出其不完善之处,进而提出发展我国华南地区旅游购物新的对策和方向,将有利于华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尴尬的外交成果:1948年香港关务协定实施之困境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英外交最大的成果即是香港关务协定的达成,这是一个在字面上几乎是中国单方面受益的协定.然而,协定签订后英方故意拖延,以附图划界争议拒绝实施.中方坚持强硬立场,最终迫使英方退让,获得在香港境内征收关税和巡逻缉私的权力.关务协定的实施却招致粤港工商界的共同抵制,原因在于当局严苛的进出口管制与民争利、祸及营生.此外,关务协定的实施绩效亦受到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经济统战工作的削弱.协定实施一年不到,时局风云变幻,1949年10月,九龙关响应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号召,宣布起义,“外交成果”无果而终.     

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

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学科交叉研究十分明显。清代的盐政、盐法、盐商、盐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原先研究相对薄弱的灶户制度、食盐运销体制、私盐与缉私问题、盐法和盐税变化等问题也日趋受到重视和关注。但也存在重复研究、区域不平衡、有些问题尚待深入和资料档案有待整理等问题与不足之处。     

清乾隆朝改划盐区探析

清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各个盐区划界行销,禁止越界贩卖。由于盐区最初的不合理划分,众多边缘地区官盐价格昂贵,百姓食盐不便,私盐趁机侵入,以致官盐壅积难销。为了解决此问题,乾隆帝决定改划盐区,但旋而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乃是两淮盐区赋税最多,税课最重,商人报效,借地势以缉私和盐区机构复杂五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尽管乾隆改划盐区失败了,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两淮盐区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