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条件下的企业扩张行为分析——以我国钢铁产业为例

本文对产能过剩条件下的企业扩张行为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企业仍然继续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激励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在产能过剩后,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定起了反向激励作用,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张,从而使产能过剩不断加大。最后,在研究分析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并且提出了适当的建议。     

产能过剩的困境摆脱:解析中国钢铁行业

以产能利用率、产业集中度、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境内需求增长率四个指标对2000~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只是近几年过剩情况愈发严重;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企业投资预期的扭曲、钢企有效竞争不足以及不合理的产业政策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能,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继续深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优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环境规制在产能过剩治理中能否形成“优质产能”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仅需要在产能的“量”上做减法,同时更应该关注产能“质”的提升。为了探究环境规制能否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优质产能的形成,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2005—2018年中国264个城市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在这14年里,我国各城市基本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其次,从稳定增长、技术创新、绿色转型三个维度构造了优质产能综合指数,用于衡量产能质量的提升情况;最后,通过门限回归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和优质产能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强”的环境规制能够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低端产能向优质产能转型,“强”“中弱”和“弱”的环境规制不利于产能“量”与“质”的协同治理。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慈善捐赠: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对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会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采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市场信用环境健全时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这表明,慈善捐赠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     

“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形成及其化解

在国内外文献中关于产能过剩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的基础上,本文厘清了"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内涵,认为其与国外所述的产能过剩现象存在巨大差别,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它的形成、恶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利益博弈、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利益博弈关系相互关联,因而化解它需要从重建政府与市场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关系入手,要点是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转型。     

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

近20年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过度投资形成的大量供给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国民经济增长比例失调、地方政府追求GDP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出口导向型的扩大外需政策和政府优惠政策都导致和助长了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为: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化解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在三至五年内攻克汽车、数码相机、电脑、船舶、飞机、工程机械、工作母机、光伏发电、新能源等事关国计民生行业的关键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民族企业中都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自主创新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技术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变化,挖掘银发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则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也可以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     

政治关联程度、政治关联成本与企业税收优惠关系

以我国2011年至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政治关联成本与企业税收优惠的关系,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政治关联程度和政治关联成本所获取的税收优惠存在差异。具体为: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越高,政治关联成本越多,则其获取的税收优惠就越多,并且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成本对税收优惠获取所产生的正面效应强于国有企业。因此,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制度,保护民营企业的利益;减少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过分干预,努力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诱导性投资、被迫式竞争与产能过剩

经验表明简单的斯密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改革和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并不能有效解决目前中国部分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从“投资决策—竞争—退出”的企业行为角度考察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和降低土地等要素成本诱导性地干预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形成过度投资;而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和竞争优势,采取规模扩张为主的被迫式竞争一方面导致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资产专用性又阻碍了产能过剩企业的退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应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一体化、产能的空间转移和规制化解过剩产能。     

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状况评价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钢铁产能利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1—2012年期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状况进行了估算,试图搞清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究竟处于何种状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在此期间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不严重,2004年、2005年和2012年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其余各年基本处于相对过剩状态。建议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能,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继续深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优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