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股价崩盘风险

运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分析KMV模型度量的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2014年出现首只上市公司公开债券违约后,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风险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债违约风险增加会提高股价崩盘风险,而且这种关系并不是通过提高盈余管理程度导致的,债权人的外部监督作用在高债务违约风险公司中得到有效发挥。对此,监管部门应强化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的披露,在债务违约风险较高时提前应对,避免风险的跨市场传导。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及其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对我国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的情况下,公司经营绩效与股权激励呈现正相关关系;民营控股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但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这种效果并不显著;与股票激励相比,期权激励更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效果更佳.     

股权激励绩效与股权结构关系

股权激励绩效与股权结构间的关系分析对股权激励制度的推行意义重大。运用分布滞后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中在相关的年份实施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公司进行的全样本的动态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公司股权集中度降低;在注意提升内部人持股比例,加大激励力度的同时,提高了股票的流通性;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当年的股权激励绩效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前五大股东、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股权激励绩效与国有股比例、非流通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非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内部人持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非控股大股东隐秘性退出威胁的治理方式正在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非控股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会降低股价崩盘的风险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分析结果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采取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从而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构建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外部审计质量两个调节变量）,检验发现,社会责任行为表现越好的企业,非控股大股东通过退出威胁越能有效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外部审计的质量越高,非控股大股东采取退出威胁,则越能显著地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决定因素研究

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二是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及如何决定。从决定因素的角度,对我国管理层股权激励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与代理理论及国外研究不相符合的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只与企业成长机会正相关,符合最优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规模、企业风险、自由现金流和管理层任期的关系同最优激励水平所要求的不相关甚至相反。非市场化的管理层激励决定方式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则是“内部人控制”,尤其是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外部人内部化”问题。     

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基于沪深A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特殊背景,利用我国2010~2015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股权结构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支付水平正相关;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股东都偏好低股利政策,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利分配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利分配的相关性不显著;第二、第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而第二到第十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效果不明显.     

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本文采用假设检验等方法对股权激励实施前后上市公司基本面进行对比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实施有助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业绩增速提高,也有助于上市公司进行成本控制,但是可能带来费用增加。同时本文通过事件研究和组合投资等方法对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不同公告对股价短期影响和股权激励实施后相对行业长期超额收益进行实证测算发现:股权激励董事会预案对股价的冲击最为显著,股东大会、实施公告和行权公告等依次减弱;股权激励实施之后1-24个月中公司相对所在二级行业具有显著超额收益。     

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后非金融行业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6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900家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地区差异未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从目前看来,一味追求股权分散似乎并不是最为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而应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根据公司具体情况确定较为合理的股权集中程度,使控股股东既能受到强度足够的激励经营公司,又不至于产生过度的掏空行为.因此,尽管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会进一步推动股权的分散,但在目前我国的政策、制度背景下,保持一定的股权集中度,同时积极建立相应的监管、约束机制,有助于解决上市公司治理问题,优化股权结构.     

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研究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3)在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中,地方政府和家族企业控制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而中央政府和其他性质企业控制与大股东利益侵占负相关,但不明显.这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