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黄太尉”是“黄太尉”吗?——兼答“集体”“陋儒”说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因《金瓶梅》里诸多的矛盾和错乱对其一直存有误解,以为其系集体或下级文人粗制滥造之作。在第六十五回里,"黄太尉"和"六黄太尉"迭现,因一字之增减,两者混用数次,仿佛笔误,是小说中的矛盾和错乱,实际上是作者徐渭为了遮掩却又不愿意完全违背事实真相而故意留给我们的潜台词。     

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人物谱系归属研究

《金瓶梅词话》的问世标志着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不仅将叙事世界由历史英雄、江湖好汉转移到了市井社会 ,而且成功地将故事主角由明代部分传奇小说中的才子置换为市井浪子 ,从而使主角的人物定位与人物言行取得统一。但《金瓶梅》人物谱系的多元性也使其人物性格往往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 ,这就造成了《金瓶梅》自身的不协调 ,并给《金瓶梅》之后才子佳人小说的一度兴盛留下了空间。     

“热闹中不废冷案”——《金瓶梅》崇祯本评点的重情论

崇祯本《金瓶梅》评点产生时间较早,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序跋,理论内容更为完整丰富。评点内容可归结为一个"情"字,涵盖世情、人情与文情三个方面。在社会批评方面,评点者强调此书是写世态炎凉之书;在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方面,评点者对"情"与"淫"做了明显的区分,于情欲纠缠之中表达了对人物命运的批判和悲悯;在艺术手法方面,评点者则借鉴了传统书画理论与文章学理论对小说的创作技法给予充分的赞美。这些评点内容揭示出《金瓶梅》一书深刻的创作主旨与警世意义,从而与"淫书"论划清了界限,在《金瓶梅》接受史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金瓶梅》: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一种文化资源

《金瓶梅》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巨著,《金瓶梅》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章回体长篇家族小说.《金瓶梅》不仅是死角艺术,也是变态艺术,它是一个变态、病态世界的真实反映.通过对《金瓶梅》与20世纪家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伦理叙事以及官商家族小说内在关系的揭示,可以勾勒出《金瓶梅》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对于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深远影响,以及它与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契合形态.     

明清时期读者与《金瓶梅》传播关系探析

明清时期,在通俗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读者与市场因素相当突出.《金瓶梅》成书后即受到读者关注,他们的态度和阅读行为对这部小说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金瓶梅》的阅读形式丰富多样,既有抄读、借读,也有购读、赠阅等多种形式;鉴于书中大量的色情描写,“善读”观希望引导读者“善读”以达到劝戒效果,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同时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而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到《金瓶梅》续书的刊行及其人物命名、情节安排.     

一部“金学”研究的力作——《金瓶梅注评》评介

《金瓶梅》问世四百余年来,一直是为人们所注目的一部“奇书”,以它特有的价值和诸多的奥秘所引起的争论,历时之久,分歧之多,毁誉之鲜明,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发展史上堪称一大奇观。近十年来,对《金瓶梅》本身的研究,以及考证作者、成书、版本等问题,依然是“金学”界研究探索的热点。而朱俊亭、毛德彪却另辟蹊径,致力于“金学”基础性研究,并推出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金瓶梅注评》(以下简称《注评》。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众所周知,《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也是一部难读的著作。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     

儒家修身观念的坍塌:论《金瓶梅》的身体书写

《金瓶梅》着重身体欲望的书写,推崇肉身的美与力量,视身体为快乐之源,这种身体观是与儒家注重身心一体、以心为主的修身观念相背离的,透露出儒家修身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边缘化甚至坍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小说人物的无礼无仪、无所敬畏和从无省思的生命特质,正是这一社会思想状况在小说叙事中的形象表现。《金瓶梅》的身体书写与明代中后期士风、学风的演变相联系,是当时社会民众尤其绅商阶层驰逐声色、"昧于治身"的生动写照,也映射了儒家修身观念坍塌的情势下,国家政治生活中官员群体性的道德堕落。     

《金瓶梅》中的“达达”考

<正>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古典名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小说写作的地理背景就在于鲁西——古东昌府一带,书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山东方言,这就为研究考证它的人提供了最重要的内证,它直接关系着成书与作者籍贯的考证判断。在所有方言中,亲属称谓方言更显的至关重要,《金瓶梅》中的“达达”一词就引起许多研究者的争论。著名学者朱星先生认为《金瓶梅》中有些方言词并非纯山东话,如“达达”吴中方言也有,常州人说“爹爹”(tia tia),宜兴人说(ta ta)即“达达”,可知常州人宜兴人所说的都是“爹爹”的转音。故而,对《金瓶梅》中山东方言的这种认识就成了他的论点——《金瓶梅》作者苏州人王世贞说的一个论据。     

论《醒世姻缘传》以及它和《金瓶梅》的关系

一继《三国》《水浒》之后,《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的殿军,个人创作的兴起在它之后。它以现实社会中的市井人物即平民百姓作为小说的主角,则又有别于以前以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魔鬼怪、才子佳人为主角的长篇说部而开我国古代写实小说的风气之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列为人情小说的开创者。人情小说可以说就是现代小说,它的前面不必附加任何形容词。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将近二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上,除了以上两者外,再没有第三者在思想和艺术上足以和《醒世姻缘传》相提并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小题文与《金瓶梅》中的物事运用艺术

成书于明万历间的《金瓶梅》,深受其时风行文坛的小题文的影响。小说借日常生活中的棒槌、银子、绣鞋等诸多琐碎物事为"小题",不仅以这些物事的出色运用来实现"提挽钓渡"的结构艺术,而且还借这些物事的隐喻意义来"小题大做"和代言,揣摩人物心态,从而最终实现了整合小说结构、呈现情节波澜、塑造人物性格的艺术目的。     

我与《金瓶梅》研究

我研究《金瓶梅》的内驱力，是为《金》进行辩护。对其小说美学的研究，是我研究《金》的正式开始。以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先后写了多篇为《金》一辩的文章，而《说不尽的＜ 金瓶梅＞ 》则是一次小总结。主持《＜ 金瓶梅＞ 小百科丛书》，重新校注《金瓶梅词话》。我选择了回归文本的研究方法。将考据和理论都纳入到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科学的审视     

论《金瓶梅》的道教情结及创作追求

《金瓶梅》对晚明道教科仪、法事、经韵、宫观的细致描画,近乎"道教百科全书",而《金瓶梅》将人的欲望和宗教宿命论紧紧地栓在一起,为读者精心排演了一出平凡而动人的宗教剧。在小说呈现的陈腐的社会现实中,作者以人性作为一个切口,在充分肯定人欲、人性的基础上,又对人欲泛滥、人性之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金瓶梅》空幻式的草草收尾也正体现了作者"反叛"后内心无比痛苦、孤独、彷徨和空幻的复杂心绪,从作者肯定人欲又对人的私欲泛滥进行批评的主题矛盾中,看得出作品希望人们能够在顺应天理、尊重世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去更好地完善人性的意愿,这种人生态度也有着对道教思想的最深刻体悟。     

为“负心汉”李益“平反”

唐代传奇名篇《霍小玉传》为李益同时代人蒋防所作,其中涉及的人物、事迹不少皆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故长期以来,研究者多将其作为研究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生平事迹的重要参考资料,李益也因之成为天下闻名的"负心汉"和"所见妇人,辄加猜忌"的"变态狂"。但随着李益夫妇墓志铭的出土,《霍小玉传》所载李益事迹,诸如祖籍、中举、授官年龄、授官方式和官名及其与卢氏夫人感情等,皆被证明与史实不符。李益对卢氏有情有义,绝非小说所谓的"负心汉"。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新发现的可信史料,为"负心汉"李益平反。     

《金瓶梅》与运河文化论略．

《金瓶梅》的内容从《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生发而来,其故事发生地本来在阳谷县,但《金瓶梅》却将故事发生地移到了清河县。小说表面上写宋朝时事,实际上描写的是明中叶的社会现实。清河县在明代与东平府并不相属,但小说又让清河县隶属于东平府,并将临清放在一条线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故事尽量靠近运河,因为故事只有在运河一带展开,才能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更便于展现当地的社会风貌,也更符合刻画人物的需要。     

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世纪考察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考察古代小说创作、流传的特定视角,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研究成就显著,值得我们加以深入总结与探讨。本文从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水浒传》命名、《金瓶梅》命名、《红楼梦》命名、元明清其他小说命名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评述,并在文献统计基础上分析了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论鲁迅小说的“冷”幽默

鲁迅,一向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他的批判性,他的讽刺艺术,他为后世的人们留下许多悲剧性的人物典型,然而,鲁迅的小说中不仅有这些构成其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的特点,鲁迅的小说还很幽默,是那种不同于谈天说地的"闲适"的幽默,并非皮肉上的滑稽与俏皮,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理念。本文从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以及《故事新编》中的语言和思想及其讽刺艺术上探寻鲁迅小说的那种"冷"幽默,进一步揭示鲁迅的小说的风格。     

《腹地》:历史的“原生态”想象与再现

王林的《腹地》是一部反映冀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后斗争历史的长篇小说,建国伊始因《文艺报》的批判而受到文学史的遮蔽。但作为迄今为止描写抗日战争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腹地》不仅展示了王林独特的艺术创造,及其向"伟大的作家"迈进的雄心,而且它对历史的"原生态"想象和再现,使其成为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小说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