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今、古文经学各擅其长、争衡斗胜。当时的学术、文化乃至现实政治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响。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也不例外。但历来研究者对《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桐生博士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廓清了《史记》经学渊源的诸多问题,填补了《史记》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的学术目标概括为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历来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真正内涵未予深究。《〈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清前《史记》语言文学研究论略

《史记》语言的文学性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成为《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汉魏六朝在对《史记》的叙事、文风等文学特点的评述中已有了对其语言的概括性认识。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大文化语境中,文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来关注《史记》,韩柳"雄深雅健"、"峻洁"的概括代表了文学家对《史记》语言的整体感受。宋代随着文章学的发展,宋人不仅重视文章整体性的起承转合的章法,更深入到句法、字法的探讨。明代,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字、词、名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专著频出,开拓了《史记》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华兹生通过向西方英语世界介绍其英译的《史记》取得重大成就,享誉学界。本文借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说明华译《史记》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影响下对原文的操纵。华兹生成功地在原文诗学形态和译入语文化主流诗学间求得平衡,达到两者和谐相融。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汕大学人

陈桐生教接 男,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出生于安徽桐城。高中毕业后下乡劳动５年,１９７７年考入安徽师大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１９８７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２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２年７月到汕头大学任教至今。１９９７年被评为中国古代文学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 《史记》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学会特邀理事、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记导读》、《楚辞文化研究》等课程。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史记名篇述论…     

师大新书架

《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简介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俞樟华教授等撰写的《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一书,于2008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关于《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方面的专著。一部《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这些个     

《战国策·秦策》与《史记》的异文研究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对《战国策》的一些内容,或是用当时的语言对其进行翻译,或是改易几字而大面积地采用,因此《史记》与《战国策》存在着大量的异文现象。本文对《战国策·秦策》和《史记》中的异文现象进行研究,主要分析异文在词义考释上的作用,即可以据异文以释生僻字、据异文以知同义词、据异文以明通假字、据异文以推异体字、据异文以识连绵词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异文以相互校勘和探索避讳文化。     

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     

《史记》英译本的接受与影响

描述《史记》六个英译本的翻译情况,以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考量其接受与影响.六个译本有不同的接受需求与接受效果,接受影响力按由大到小的顺序可排序为:华兹生、倪豪士、道森、杨宪益夫妇、卜德、杜为廉与司考特.拥有不同受众与接受幅度的《史记》译本共同促进了《史记》和中国历史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试析《史记》中的论赞功用

《史记》具有史学、文学的双重属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巨作。其间“太史公曰”引出的文字属论赞之词,将其分为记行历、讲谱系、采众言、论人物、褒黄老、大悲悯六类,以证明它在《史记》中的积极功用和重要意义。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

＂文化万象＂是文学翻译中翻译家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人类语言文化中的＂共通性＂决定了＂文化万象＂的＂可译性＂。美国汉学家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文化万象＂词时采用意译、加脚注、替换和改写等方式,尽量保住原文＂文化万象＂词的内涵。华兹生《史记》英译文成功地在译语文化语境中重塑了原文在原语文化语境中形象,是受到西方读者喜爱的、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经典译作。华兹生《史记》＂文化万象＂词翻译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论《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

在两千年前,中国就产生了《史记》这样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和文学巨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探索《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对于深入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和《史记》的价值是有意义的。一时代提出的要求《史记》产生在西汉盛世汉武帝时代,这不是偶然的。班固曾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