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话语"、"道理"与"秩序"

西方话语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和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相通性或亲缘性.如果说哲学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要表达的道理和所揭示的秩序都不是现成的、绝对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患的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原来的道说与人言、大道与事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权力的二元对立都会不复存在.从自然的神喻,到英雄的圣言,再到当代无数个人的众声喧哗,构成了话语迄今为止变化的历史.而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区分、作用与转化,则既为哲学话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它设定了界限.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中国特色"走向"小康"与"和谐"

我们几乎总是用英国18世纪形成的概念、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总会不断地遇到矛盾;当我们遇到矛盾的时候,总是认为一定是我们自己的经验错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理论本身,我们很少会想,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可能会有什么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要用英国式的工业化这种方式来组织?是不是就有可能,问题不是出在经验、实践上,而是出在理论、概念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再次回到当年《实践论》提出的问题,或者就像歌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那句老话说的一样,不是实践本身错了,而是概念、理论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也许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那个滋生理论的经验基础和我们的现实实践差得太远,而这个现实实践本身其实是完全可以产生出别的理论、别的概念、别的阐释框架的。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弘扬"五种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五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伟大的事业需要这种崇高的精神,只有崇高的精神才能支撑和推动伟大的事业。     

"是"与"存在"或"有"--理解黑格尔

经典的原义是指权威性的基本著作 ,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就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人类社会在语言出现之前 ,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生成及沿袭。语言的产生 ,进而文字的产生 ,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 ,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传统的重任外 ,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 ,所谓传统乃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 ,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确立和诠释经典的最重要目的就在于促使传统的保全与更新。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由于历史的经年流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 ,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 ,经典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解。因此 ,要维系和保全传统 ,求得传统真相 ,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经典有一个形成与确立的过程。在单一的文化背景下 ,经典的形成过程相对简单 ,而在跨文化背景下 ,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解读和诠释经典 ,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 ,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哲学是在东西文化交流和融会的宏大场景下生成的。自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以来 ,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 ,融会中西哲学 ,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也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可以设想     

从"六位"到"三纲"

本文据荆门郭店楚简以及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资料 ,辅以传世文献 ,探讨“六位”到“三纲”的源流。经过分析 ,指出“三纲”所论的对象君臣、父子、夫妇 ,是战国多数学派阐发、评判思想的归宿和标准 ,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定义 ;但是各家思想的出发点并不一致。董仲舒所倡导的“三纲”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是阴阳思想而非儒家传统思想。这其中的原因 ,与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的政治命运以及思想界的互动有关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儒家虽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却也牺牲了自身的思想传统     

"文学性":理论"预演"与实践"命名"之间

作为一个活跃的批评术语,"文学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指文学的自足性,与"纯文学"具有同构关系。进入90年代,"文学性"存在四重含义:一、文学的属性;二、"旁逸的文学性";三、"残余的文学性";四、文学审美特点。"文学性"作为一个批评术语本身并不具有严密性,其多重内涵出现的原因是:文学学科寻求独立性的理论"预演"与文学批评实践针对文学新现象开放"命名"之间的博弈。     

价值规范的"外推"与"内生"

价值规范是根据什么制定和确立的?这是关系到一切价值体系的根据、前提和基础的“元问题”。在价值论、伦理学史上,一种典型的价值(道德)思维方式和方法是“推己及人”。但“推己及人”的“外推式”思路存在许多误区,如违背了主体性原则,模糊了主体间的差异,隐藏着自我中心、以己度人、强加于人、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价值风险。对“推己及人”的批判导致了“内生”方式的提出,不过“内生”方式也存在许多理论和现实困难。现实的可能抉择只能是:以“内生”作为总的方向和趋势,辅之以包括“推己及人”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方法,全面探索价值标准确立、价值规范生成(包括推广、检验)的方式与方法。     

"为学"与"为道"

"为学"与"为道"相互联系,转识为道,但它们又相对独立,形成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为学、求知,积累知识,增益学问,为"知者"之道。为道、求道,超越知识,提升境界,寻求最高真理,为"智者"之道。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     

论"点将录"的"一作"与"留白"

"一作"与"留白"本来只是古籍校勘常用的一种注记形式和中国书画的一种传统艺术手法,"点将录"撰者创造性地将其引入诗学批评体系,使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一个时代内既经严格遴选又相对更为丰富的诗人群体总量;而且,还可以由此考察同时代诗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人生经历、诗学取径、地域风格之异同;同时也使得这样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诗学批评形式获得了更大的内涵包容性和体系开放性。开放的"点将录"批评体系,不仅为品评诗家诗作、地域流派等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研究撰述者诗学思想的发展和当时政治、学术环境的演变提供了方便。作为出现较晚而兼具众长的一种文学批评形式,"点将录"的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都值得引起进一步关注。     

解读"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法学概念。正确认识和弄清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关系,对于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鸟田"新证--兼考"人田"、"麋田"、"象田"

《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中记载的“鸟田” ,古今学者或解为“以鸟助耕” ,这是对的 ,但不是借鸟除草灭虫捕鼠肥田 ;或解为“鸟类与农业只是物候关系” ,这是误解 ;或解为“源于鸟、狗取谷种神话 ,本指水稻、浮稻和水田” ,这也是误解。本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和民俗学证据 ,通过分析古代水田的耕作方式 ,进而指出 ,“鸟田”与“人田”、“麋田”、“象田”一样 ,不过是借助鸟足、人足、麋足、象足践踏淤泥 ,以“耕”其田 ,而种稻谷罢了。     

释"召"、"招"

本文通过考察甲骨文、金文以及古今汉语文献资料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考释了“召”、“招”本为一字 ,并论证爬梳了“召、招”的本义及其引申发展的词义系统     

常用词"疾"、"病"的历时替代

“疾、病”是表示“疾病、生病”义的一对同义词,从战国中晚期开始,在“疾病、生病”义上,“病”渐显替代“疾”的趋势。汉初的使用中“病”已略占优势,在《史记、《汉书》、《论衡》等巨的影响下,这种优势日渐成为强势。“以今释古”性质的训诂专暗示我们,“病”已经成为汉代的今语、通语,而对口语性较强的汉译佛经的统计分析恰恰证实了这种结论。可以说,东汉以后的口语中,在表示“疾病、生病”之义时,已基本不用“疾”而用“病”。     

应从"教书育人"走向"育人教书"

方法、思想、智慧、人性、创新、想象、梦想和激情在教育中比单纯的静态的知识更重要."教书育人"强调的是教书为本、育人为末,与当代科学的教育理念相悖,故应以"育人教书"置换之."育人教书"的实然化,需要更新教育理念,改革教育评价制度,实现教师专业化,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结合,重视学生主体间性的培育.     

"以人为本"之"人"何所指

对“以人为本”存在着不同的阐释,其分歧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不同解释上。把“以人为本”解释为坚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治话语上必须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而相对于以权为本、以物为本的“以人为本”,又可能退回到抽象的人,甚至把“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混淆起来。其实,从“现实的个人”的人本维度出发可以发现,“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以个人现实需要的满足和对人的个性和价值尊严的尊重为最高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