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的。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红楼梦》的大普及引出“红学”的应运而生。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自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红楼梦》从北京走向世界。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红楼梦》“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兼论脂砚斋出于刘诠福之伪托

(一) 《红楼梦》的第一个印本,是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书屋木活字本一百二十卷。第二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程伟元因为“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红楼梦引言》),出了第二个萃文书屋木活字本。《红楼梦》的印本,因是程伟元所主持的,人称“程本”,为了便于区别,又把辛亥本称为“程甲本”,壬子本称为“程乙本”。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红楼梦》坊刻本,都是以程甲本为底本的;关于《红楼梦》的版本,人们也一致相信程伟元《红楼梦序》中的话:第一,“《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第二,此书开始的以抄本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第三,此书“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祗八十卷,殊非全本”;第四,程伟元数年以来,“竭力搜罗”后四十卷,先是积有廿余卷,又“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     

《红楼梦》在日本

据文献记载,《红楼梦》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简直早得出乎人们的意料,那是在宽政五年(1793),即清乾隆五十八年冬,由“南京船”带到长崎来的。当时在长崎广泛经营贸易的村上家保存下来的旧文件《支出帐》,记载着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开泰的“南京船”自中国乍浦起航,十二月九日驶达长崎,所载货物包括七十六种图书。其中就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函”的记录。好家伙,距程甲本《红楼梦》的刊行仅两年时间,一次就进口了九部《红楼梦》!据船的起航地域,从部数之多来看,不太可能是印数很少的程本,大致可以认定是乾隆五十七年冬苏州书商据程甲本翻刻的《绣像红楼梦全传》。     

《红楼梦》八十回后佚稿作者初探

一、雪芹未写完《红楼梦》“传神文笔足千秋”,曹雪芹的杰作《红楼梦》问世以来,得到了世人空前的注意。可惜,在程、高刊刻《红楼梦》程甲本以前,这部巨著只有前八十回流传于世(就目前已发现的本子而言),这引起了历代研究者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旧红学索隐派的先驱——关于孙桐生红学研究的评估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慨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与我们四川的缘份之浅。当然,四川与《红楼梦》也并非全无关系,我也曾于1984年2月26日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红学在四川》的文章,该文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教授的研究成果,列举了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或四十年(1775)就将《红楼梦》携带入川的陈大文(静泉,曾任马边厅通判)和高鄂的“同年”、四川遂宁才子张问陶,以及在重庆发现的“脂砚斋所珍之砚”和可能失落在四川的原本《红楼梦》(即端方本),来说明我们四川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关系。但限于学识的浅陋,我竟未能提及孙桐生,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此,我愿借此短文,向孙桐生这位我们四川的红学前辈(如果他九泉下有知的话),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哈斯宝评点《红楼梦》的文艺思想

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问世以后,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几百年来,对这部名著的研究、评论历代不乏其人。但是在众多的“红学”评论家中,大多是汉族学者,也有个别满族学者(如裕瑞),却未闻有蒙古族学者。直至一九七四年,哈斯宝的蒙古文手抄本《新译红楼梦》被发现,才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蒙古族“红学”翻译评点家。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人,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土默特一带”。(《新译红楼梦》合校本《出版者的话》)他出身于上层贵族家庭,过着笔墨列案、临窗赋诗、茶童相伴的闲适生活,一生可能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是一个隐居的“闲散王公”。     

红学的现代迷信与“一家言”说

<正>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十月给政治局及其他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下简称“信”)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流传过的有关《红楼梦》的几条零碎的谈话(下简称“谈话”),被当作“最高指示”一直左右着红学理论界达二三十年,其中包括红学的两场大运动:五十年代的“批俞运动”和七十年代的“评红运动”(也称“评红热”)。对于这些“谈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红学界有同志曾试图给以分析评价,也引起过争论;但后来由于某种至今尚未公布的原因,讨论未能真正展开,问题没有解     

再论脂批形成的年代

本文通过对《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流传情况和各种红学历史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作为新红学重要理论基石的《石头记》脂观斋批语，决非出自乾隆时代或作者生前，而是嘉庆中叶以后的产品、程高全壁本作为一种白文本出版，正体现了乾隆时期《红楼梦》传抄本的本色；而脂观斋则既不是曹雪芹的至亲好友，也不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的批本是嘉庆末年才首次登上红坛的．因而脂本之所谓甲戌、己卯、庚辰，也就不是乾隆甲戌、乾隆己卯和乾隆庚辰，而应是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和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整个脂批主体的署年均应按照新红学家的论断推后六十年。     

蒙古族红学评点家哈斯宝的小说理论

十八世纪中叶,我国文学史上的巨著《红楼梦》问世了。“红学”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百年之后,涌现出蒙古族的红学评点家哈斯宝。哈斯定把《红楼梦》摘译为蒙文,并按照他所摘译的四十回本进行了评点,撰写了《序》、《读法》、《总录》①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资料综述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被红学家视为“红学爱好者至为关心的红学公案”(刘梦溪《拥挤的红学世界》《文艺争鸣》1989年第5期)。为此,笔者把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论争意见,分三个题目,粗略地综述如下。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论高鹗对《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深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一般指的是经高鹗续改过的一百二十回刻本系统的《红楼梦》。它是近两百年来《红楼梦》的通行本,自1791年问世之后即风行海内,各种有关《红楼梦》的其他艺术形式如曲艺说唱、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都从它脱胎而出。可以说,《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之所以被王国维推为“悲剧中的悲剧”、“彻头彻尾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是直接有赖于高鹗续改本之功的。在一百二十回的高鹗续改本行世之前,《红楼梦》的基本定稿只有前八十回,称《石头记》,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传播,然而如俞平伯先生所说,“自从乾隆壬子程伟元刻的高鹗本,一百二十回本行世以后,八十回本便极少流传”(俞平伯著《红楼梦辨》第8页)。八十回本的《红楼梦》是一部未完稿,其后面的部分一说被“迷失”,一说本来就没有写成;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前八十回原书的伏线和后人的考证、“探佚”,是可以了解后面几十回的大致情况的。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由薛宝钗形象的复杂看曹雪芹创作的思想矛盾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争议最多的复杂形象。她的复杂不在于是不是一个封建型的女性,而在于人品如何。关于她的人品,从清代的“旧红学”开始,就一直争论不休。“旧红学”的“尊林抑薛”派,说它具有“凤姐之黠”、“袭人之柔奸”是个“热面冷心”的“奸人”(涂瀛《红楼梦论赞》、《红楼梦问答》)。“尊薛抑林”派,则称赞薛宝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