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性教育的大众探索与现实指归

民国国民性教育思想的大众探索,是以“救亡图存”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方法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育对于国民性养成与改造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转型和发展时期,以史为镜鉴,将国民性教育与改造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序为之,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促进国民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教育促进“国”与“民”之间的认同,努力塑造有“健康国民性”的“现代中国人”。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亲民”传统思想的现实意义

“亲民”思想是儒家经典《大勃中的“三纲”之一，它所蕴涵着的以德为本表现出来的善民、重民、爱民、利民等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织部分和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时至今天，依然闪耀着进步的光芒。为此，本文以唯物历史的辩证视角，探讨它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当下现实意义。     

归国初期鲁迅思想的重构之一

物质生存匮乏与“平等—自由”意识缺失的生存现实迫使回国之后的鲁迅重构自己的思想。留日时期的鲁迅集中关注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创造问题,回国之后,眼见他人以及自身的物质生存困境,鲁迅意识到了物质生存问题在中国现实中的重要性。而国民身心中充斥的等级观念、主奴意识也迫使鲁迅重新调整他对19世纪人类“民主—自由”文化的态度。留日时期的鲁迅并不认为19世纪人类的“民主—自由”文化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范本,他认为,未来的人类文明必然有新的发展趋势以满足人类生生不息的自由创造意志。而归国之后,眼见蒙昧、守旧的国民精神现状与社会文化氛围,鲁迅意识到了“民主—自由”文化的生长对于中国现实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民主—自由”文化的生命基石—国民精神中的“平等—自由”意识的重要性。     

重构国民意识与发展国民社会——20世纪中国立宪思想的反思

20世纪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国民意识的大起大落。国民意识的起落在制宪史上表现为两个时期。本世纪上半叶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与高涨时期;本世纪下半叶是国民意识的衰弱和丧失时期。国民意识的起落不仅反映出立宪思想的变化,而且反映出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深层次的价值观念转型问题。国民意识的衰弱和丧失是当代中国文化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国家进一步异化于社会的原因之一。重构国民意识和发展国民社会是21世纪中国宪政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前提条件。     

江泽民文化建设思想初探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辉论断,并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目标与方向、思想保证、主要内容等有全面阐述。他的文化建设思想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我国转型期国民心态嬗变与调适刍议

所谓国民文化心态,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存在的感知和认同,并由此表现为以感情、风俗、习惯乃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倾向(谢泽生:《民族文化心态的失衡与调适》,《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与时代历史特征相结合而产生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国民人格价值意识、道德观念意识、文化社会心态与审美心态等的综合。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人们都会深深地感到我们社会的国民文化心态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从经济基础上摧毁了国人传统社会心态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石,使我国的国民心态与传统     

周恩来民本思想浅析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的民本思想 ,是他革命和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他伟大人格魅力的思想根源 ,还是构成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实基础。一、周恩来对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 ,民本思想一直闪烁着耀眼的光辉。早在春秋时期 ,西周“德”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对待民众 ;在神民关系上认为民是神之主 ,季梁说 :“夫民 ,神之主也。”1寻虎国的史嚣进一步指出 :“国将兴 ,听于民 ;将亡 ,听于神。”2 因此 ,君主必须“以德和民”。晋知武子曾对献子说 :“我之不德 ,民将弃我。”3孟子提出一句名言 :“民为贵 ,社稷次之 ,…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中国国民性改造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陈独秀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 ,中国要成为现代民主国家 ,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文化革命 ,以唤醒国民。为此 ,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 ,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 ,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 ,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陈独秀的这一思想 ,集中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精英在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思维焦点 ,表达了整个中华民族渴望摆脱困境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同时也奠定了陈氏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战时生活经验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凝成——以《四世同堂》为中心

<四世同堂>是一部深刻反映了中国现代国民意识的历史形成的作品.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族本位的,人民从根本上缺乏"国民"或"公民"意识.民族战争的爆发,不但打破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传统秩序,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家、国想象及自我意识.小说通过对以小羊圈胡同为中心的北平市民沦陷期生活的描写,在揭示传统家族社会受到的现代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国民意识的构成,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     

白居易是"宋型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中唐是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在这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时期,白居易在政治观念、人生态度以及文学创作上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典型意义,并对宋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也因此而堪称是“宋型文化”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     

儒学与汉武帝的民族政策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为皇帝,他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业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统治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拓宽了疆域,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研究儒学对正确认识汉代以经治国以及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一、儒家“大一统”的民族观所谓“大一统”民族观念,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统一于华夏的观念。“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周朝就是一个“协和万邦”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议“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现代化观

“五四”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的文化批判运动,它提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化(主要是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命题。如何正确看待儒学与现代化关系,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五四”时期,陈独秀把儒学批判作为价值重估的伦理革命和文化批判的契机,并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以启蒙国民的独立思想,为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开辟道路。①陈独秀对儒教纲常礼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礼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陈独秀文集》第73页。以下仅注页码。)建基于孔     

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憎恶以及对传统罪恶揭露之深,使张扬“全盘西化”的胡适都为之黯然失色。鲁迅猛烈抨击“礼教与家族制度”的罪恶,揭露国民的奴隶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章太炎的史学观点和方法

章太炎自幼受中国传统史学的薰陶和训练。在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后,史学是他随身使用的武器,他的文章多以史实作根据。戊戌变法前后他自己编定的论文集《訄书》(原刻本),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修订后,从自然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先秦诸子的学术到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反清革命胜利后的制度问题等的论述,无一不与史学有关,而且提出了编著史书的原则和编著《中国通史》一百卷的计划。在他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中,史学一直是基本内容之一。他在思想上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一九○六年所说的“国粹”即广义的史书,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记载。一九二四年则认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他在逝世前一年,更明确宣称,“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可见史学在他提倡的“国粹”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章太炎为何如此重视史学?他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对中国史的基本观点如何?他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态度怎样?他的史学有什么特点?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助于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     

论鲁迅与文化问题

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代文学巨学,更重要的,他还是旷代文化伟人。他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挺立在中国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急剧更替期,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期,创造与起飞的紧张预备期。“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它某一专门领域,而是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骋目于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恢宏天地,骋目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来看的。所以,他又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巴黎公社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的时期和公社委员会掌握政权的时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的时期虽然仅仅十天,但是,它在巴黎公社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关于它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它与巴黎公社的关系等问题,在中外史学界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权时期是“公社的初期”或“公社的最初十天”;另一种意见把它看作“巴黎的市政机关”;第三种意见主张它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我们基本上同意第三种意见。不过,我们认为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与公社有联系,但又有区别,并具有军事管制性质的工人阶级临时革命政权。本文将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述。     

打开鲁迅思想研究的宽广园地(下)

二、研究鲁迅对我国革命文化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史上,1927年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是我国“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的时期,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期。以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开端的农村武装斗争,是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重心。以上海为主要据点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整个白区的革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