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

传统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政府合法统治的重要基础。传统国家乡村治理以乡里制度为载体,历经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以及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士绅精英和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四大主体,并非静态的命令服从关系,而是上下互动博弈与合作配合的关系,其中,士绅精英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科举制度、宗族制度和乡规民约共同编织成制度网络,贯穿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过程始终。     

"中和"之思: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

在继承前贤思想的基础上,孔子丰富了"中和"思想.之后,朱熹建构了一个以"中和"体用为核心的理论系统,王夫之则重释了"中和"、体用概念的内涵.至此,儒学的"中和"思想已经成熟.同任何哲学范畴一样,"中和"这对范畴也必须落实到现实层面.在现实层面,"中和"表达为"和谐"、"适度"的状态.然而,作为"和谐"、"适度"的状态,"中和"在落实于现实层面时,其理论意蕴不仅有积极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方面.对此,我们不可不辨.     

“依法治藏”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依法治藏是中央治藏方略适应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型,也是西藏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的科学路径和西藏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与依法治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而后者对前者的理论内容予以补充和丰富。依法治藏的科学含义需要解释清楚法和藏两个概念:法应当只包括成文法,但西藏地方立法必须加强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和转化工作;藏是指藏区,即依法治藏工作应在五省藏区全面开展。     

元末明初藏区地方豪势变局与明王朝治藏

元末明初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所形成的藏区封建割据实力派与各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不仅没有因元王朝依重萨迦而消沉 ,相反 ,随着元朝政权的日暮西山 ,对藏区控制减弱而日渐活跃。同时 ,正是由于萨迦的衰微与帕竹的不平衡发展 ,谁也没有统一全藏的实力。明王朝继承藏区主权后 ,面对如此众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割据势力 ,其治藏政策无疑深受此影响。     

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先在甘青藏区用兵,以此为立足点,继而广泛招抚藏传佛教各派高僧来朝输诚,同时派遣使者招谕吐蕃各部,尤其重视已归附的藏区首领、内地的佛教高僧参与入藏招抚。对前来归顺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视其原职务地位高低予以相应的封授。上述治藏方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大于实际管理意义,但也存在着与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不相吻合的憾缺。     

巩固实现稳藏安康的战略要地”重要意义简析——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治国安边新指向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提出的“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个重大命题,对我国西部省份考验尤为巨大,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讲话中强调四川“要从治国、安边、稳藏的内在关系上把握四川涉藏地区同全省全国大局的内在联系”。这个要求蕴涵丰富,既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又有着安边与经营周边战略新指向,内含“国家战略大后方”的底蕴,即四川在全国尤其是大西部(包括西南、西北)的政治地理枢纽无可替代,应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潜力,以四川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安全,策动西藏、青海、甘肃、云南、陕西的发展和稳定,发挥兼具经济地理枢纽的作用,在新时代的中继阶段,担负起“战略要地”应有的重任。     

“失衡到平衡”:国家自主性的历史形态与应然走向

国家自主性是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重要题域,回溯国家自主性演进的历史生态,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国家自主性的过度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生态写照。"强国家、弱社会"的历史写实或"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的可能走向都是失衡的政治生态,从失衡走向平衡,架构"强国家、强社会"的格局是国家自主性演进的应然走向。     

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藏区的稳定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是又各有特点。元明清时期的藏区得以稳定发展,与历代中央政权的治藏策略是密不可分的。选取藏区特有的刑事习惯法"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通过考察历代中央政权对"赔命价"制度的不同态度及其发展情况,以揭示历代中央政权治藏法制的基本特点。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早期历史脉络探析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的重要命题,其提出、确立、丰富及深化的过程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之问的有力回答,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论印证。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两个结合”理论应用于中国民主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早期经典表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文明的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探索中国道路中,不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作为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中,不断生成现代化的中国新文明形态,巩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地域、民族、国家:“中国”一词作为国家名称的历史过程述论

中国一词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国家名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先秦时期中国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主要具有王畿的地域含义和华夏族的民族含义;开始作为国家名称是明朝与海外国家交往增多的背景之下,与海外国家交往时使用,但不普遍;近代以后,在世界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潮流下,中国一词才渐渐成为国家名称,并且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国族建设等有关。     

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确立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经历了文化事业战略、文化产业战略、公共文化服务战略等多种战略的历史演替和交叉并存阶段,并在国家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指引下,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了国家文化创新战略。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经历了长期历史探索和选择过程。国家文化创新战略的确立,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国家知识化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依据与构想设计

国家知识化经济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优选择,它不仅有丰富的内涵和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制定和实施这一战略,必须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以知识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加速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互动发展的进程。     

“制衡”学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审视

＂分权＂与＂制衡＂在整个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理论体系架构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担当,＂制衡＂才是这一思想的目标指向与最终诉求所在。以对分权与制衡原则这一新的解读为逻辑起点,通过厘清＂制衡＂学说的历史脉络,并经过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现实审视,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将不无裨益。     

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变迁与完善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在指导思想与发展理念、重点任务、具体区域开发战略、政策措施等方面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从七个方面梳理总结了五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变迁的基本内容,概括了这一变迁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脉络与基本矛盾——以“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相关研究为中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