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研究

真实性/原真性(authenticity)是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共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两类行为体的价值取向差异,致使文化旅游侧重于旅游者的真实感,而文化遗产保护侧重于遗产本身的原真性。相比旅游学科关于真实性研究的厚度,何为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的学理层面讨论则相对薄弱,影响了保护文化遗产行为的实践。文章从文化遗产的主体性、时空性、整体性、多样性的基本属性出发,分析文化遗产原真性表现形态的内在要求和度量尺度,认为文化遗产的物质构成只是基本的要件,而其完整的文化体系和原生性主体则是衡量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关键。     

旅游景区解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旅游解说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结构的系统。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将旅游景区解说系统确定为解说员、解说设施、解说信息、景区管理和解说受众五个一级指标,利用德尔菲法确定了24个二级指标,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运用MATLAB7．5软件,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构建了旅游景区旅游解说系统评估模型,且以南京中山陵景区的解说系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原真性保护

文化遗产开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带动文化遗产地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地的开发也引发了文化商品化、文化变迁等问题,使得文化原真性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不断缺失,所以,必须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策略,保护其文化的原真性,使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游客对文化遗产地的满意度。     

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是国际上定义、评估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因素。本文提出原真性原则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和重要性 ,用以剖析当前文物古迹的修缮、重建和新建仿古建筑中存在的片面认识和问题。     

云冈石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和动态的精神产品,在衡量其原真性时,应从其基本的形态出发,找出一个作为保护依据的＂本生态＂。本文以云冈石窟为例,探寻其原真性形态,提出原真性保护策略,挖掘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促进大同古城文化产业的发展。     

云冈石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和动态的精神产品,在衡量其原真性时,应从其基本的形态出发,找出一个作为保护依据的本生态。本文以云冈石窟为例,探寻其原真性形态,提出原真性保护策略,挖掘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促进大同古城文化产业的发展。     

乡村旅游原真性开发的博弈分析

乡村旅游的真正魅力在于乡村社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原真性。经济效用的及时性以及社会、环境效用的外部性和滞后性导致了乡村旅游环境的失真,在利益博弈中政府的缺位和不严格监管降低了这种行为的成本支付,使乡村旅游的原真性开发陷入困境。而走出困境的关键是科学界定政府角色、理顺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以及通过法律法规改变博弈方的得益,使博弈达到有利于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护的纳什均衡。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

针对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解说系统问题,提出通过构建科学的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来完善其旅游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指出森林公园的旅游解说系统由环境解说、旅游吸引物解说、服务设施解说与公园管理解说四个子系统构成,提出了音像图文展示与播放、牌示设计与制作、出版物解说、导游图、导游解说和游客中心建设等展示途径和展示方法。     

平遥古城的原真性保护探讨

原真性是验证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则。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原真性的含义,探讨了平遥古城原真性保护中注意的几个问题:维护古城的原真痕迹;保持古城应有的人气;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与原真性保护的关系,使平遥古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岳麓山景区解说牌示现状与改进研究

解说牌示是旅游景区解说服务中最基本、应用最广的一类设施.岳麓山景区目前的解说牌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仍存在缺乏专业统一的规划、解说设计不够规范、设置不够完善、解说主体定位不明确等问题.为提高解说系统的有效性,岳麓山景区经营管理者应当在提高对旅游解说系统认识的基础上,对解说系统进行统一专业规划、定期管理和维护,同时规范解说牌示设计、完善设置、加强解说受众分析.     

文化遗产创业视角下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文化遗产创业是文化创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遗产,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可行路径。大运河文化遗产创业面临着公众认知滞后、制度环境复杂、文化产业链不完整等诸多挑战。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创业需要优化顶层设计,推动文化创新,完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构建良好的创业生态。     

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及开发模式研究

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分析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与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美术占主体地位,而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占主体地位,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及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分布,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密度上,呈现为皖南地区>皖北地区>皖中地区,具体而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特点是呈现极核式分布特征,黄山市最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呈现为南多北少,且形成了一核、一带、一片区的空间格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不同类型呈多核和组团分布格局,地区差异明显,地域性强。据此,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应该采取"核心+带状+片区"分区分类模式以及"政府+企业+传承人+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信息化平台构建研究

把信息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共享有机整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当前非物质文化保护信息化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平台的必要性;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两个角度出发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化平台的架构,通过统一的平台实现用户管理、数据管理、资源展示、数据采集与处理、项目评审等功能,解决资源保护与共享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历史文化型城市旅游系统优化的实证研究

为优化历史文化型城市旅游系统,运用国内外旅游系统研究文献和相关理论,分析了历史文化型城市旅游系统的构成特点。分析认为,系统中目的地子系统构成要素特征鲜明;系统内部旅游者子系统和目的地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矛盾表现突出;系统中的旅游者子系统构成要素共性显著。同时提出历史文化型城市旅游系统优化的理论背景：体验经济理论、系统理论以及和谐理论;最后以西安为例进行了旅游系统优化的实证研究。     

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发展

从19世纪开始,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就被确认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故此,《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规约》确认前南刑事法庭对在巴尔干地区冲突中犯下的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享有管辖权。通过对该法庭审判的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认为该法庭的审判实践了1954年《海牙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个议定书所确立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提供了更丰富的国际法的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山西省发展世界遗产地旅游SWOT分析

以SWOT分析法为基础,运用对比分析等手段,对山西省发展世界遗产旅游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研究,最后提出结论山西省应该在发展"佛教旅游"、"大院旅游"、"根祖旅游"和"红色旅游"的同时,开展"遗产地旅游".同时提出问题如何选择一种发展途径和管理模式,在发展遗产旅游的同时,促进遗产资源更好地得到保护,实现世界遗产的"代际公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为了探索运河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采用文献与现状资料分析的方法,认为运河文化遗产具有申遗价值,但现状堪优,亟待加强管理与保护,以使运河文化遗产继续发挥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