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权力的社会文化逻辑——兼论乡镇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建设

基层政权的权力运行作为影响乡村社会变迁的独立变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形态。历史的考察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基层政权权力运行的独特逻辑及其与乡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基础之上,现实乡镇治理权威的流失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导源于其与乡村文化社会基础的脱节。因此,乡村的治理突破地方权力的生存逻辑转而通过权力的文化经营建设一个良好的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成为了必要与可能。     

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 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

自1946年以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而且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土改的研究多停留在它对革命战争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上,而对土改的社会意义未予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以山西省壶关县乐户为例,通过土地改革对乐户贱民身份的瓦解与重构、实现从贱民到农民的转变这一史实,对土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基于一项文献研究的考察与评析

对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制度逻辑探宄是社会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传统,已形成两种研究视角即结构一制度与制度变迁视角。结构——制度视角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限定。其特点是重视组织行为的社会规则,力图呈现基层政权行为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关系。制度变迁视角力图从动态的时空背景中来呈现基层政权的组织行为与乡村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突出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重塑基层政权组织行为的意义。制度逻辑一方面彰显了制度因素对基层政权行为的重要性．其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层政权的主体性与政府间盘根错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塑造该组织行为的影响。     

国家权力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与基层法治——鄂西L县网格化管理创新调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命题。鄂西L县自2013年底，开始全面推进乡村网格化建设，搭建管理信息化平台，拓展出“十户联防”、“民生110”和“律师进村面对面”等治理举措，大量使用网络、通讯等科技手段。这代表了后税费时代国家权力以技术治理的方式“重返乡村”的趋势。就L县的经验而言，不可过分迷信技术治理，一方面，技术治理只构成国家权力在乡村运作的一个维度，有其问题和限度；另一方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它又面临法治化要求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与基层法治的潜在张力。因而，国家基层政权的运行，应当遵循以法治外壳包裹国家权力政治性的原则。挖掘网格化管理的潜力，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最终，与技术治理相配合，重塑乡村治理的多个维度。     

乡村基层政权职能的解体与重建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社会系统,而这个封闭环境的形成是与经济基础和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当国家发展战略发生转变和转轨的时候,封闭的环境被打破,旧有的维持乡村社会得以运转的基层政权职能体系就会因为基础的瓦解而缺失。因此,如何在新型的开放的乡村环境下构建基层政权体系,恢复其职能,就成为现阶段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本文以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内部因素构成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为切入点,将乡村基层政权职能划分为经济职能、行政职能和文化职能予以具体分析,并以三种职能为基础重新构建新形势下的乡村基层政权职能。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台湾土地改革的几点启示

二战后,世界众多的国家和地区都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全球公认土改最后成功的要数台湾。甚至有些学者把台湾60年代以后经济起飞的功绩归结于50年代的土改的成功。 这里简单介绍台湾土改的计划,并分析台湾土改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影响。 一、台湾土改计划实施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渗透着民主协商.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怎样进行土改是土改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华侨、民主党派的利益.在土改进行前和土改过程中,中共就这些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与各阶层人民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不仅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论唐代边塞诗中的韵

文章主要对胡大浚《唐代边塞诗选注》中369首诗歌的韵脚、韵式进行统计、分析、归类,并对其在从军报国的壮志豪情、战争带来的忧愤思怨、绝异中原的边塞风情等三类不同主题诗中的分布情况加以研究,从语用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探讨作为语音手段之一的--韵,在形成唐代边塞诗语言风格中所起的作用,即韵脚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刚柔相济”的风格特征和韵式的使用有助于构成唐代边塞诗以简约为主、繁丰为辅的风格特点。     

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在分析农村税费改革中存在的税负不公,计征面积帐实不符,计税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差异．农业特产税据实征收难度大,乡村组织收入下降导致运转困难等诸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确定“费改税”的计税标准,公平税负．加快现行农业税制和农村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有效的乡镇财政增长机制等对策,并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与财政体制改革、行政机构改革等配套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试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

可萨是西迁到高加索地区的一支突厥化部族,公元7至9世纪,可萨人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成为丝绷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同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8世纪中叶,可萨人从萨满教的信奉者转而皈依犹太教。本文着重分析可萨人改信犹太教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并结合唐代文献证明可萨汗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同中国相连,由此提出这样的论点犹太人或可萨犹太教徒有可能从可萨汗国出发,经过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北道入华。     

三年级习作训练④ 学一项本领

你会游泳、做饭或手工制作吗？想一想自己最拿手的一项本领是什么，然后写写自己学这项本领的过程、体会或趣事。     

新时期学者散文的美学风范

新时期学者散文重新崛起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学者散文以文化、哲学的参悟为底蕴 ,以知性、理性、悟性为其基本的美学特征 ,对历史、现实、世态人心 ,以及现代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咀嚼 ,是极为严肃意义上的纯散文。     

“圣人观”和“上帝观”对中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东方的儒家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文明,二者对各自文化圈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圣人观"和"上帝观"作为两个文明的核心观念,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决定了东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行为,形成了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特色.     

布兰肯洞穴生命传奇

在一个宁静的傍晚,地处美国圣安东尼奥小城东南部的萨凡纳小镇遭到了吸血蝙蝠的疯狂袭击,游客乔恩被噬咬得满身血窟窿,命悬一线。而这惨忍睹的一幕,恰被前来观光旅游、专门研究哺乳动物听觉定向系统的在读博士詹妮拍摄下来。为揭开吸血蝙蝠裘人事件,詹妮不惜和男友闹翻,并冒着生命危险接近栖息有数千万只蝙蝠的布兰肯洞穴一探究竟。危险重重,是生是死,是阴谋还是奇迹,詹妮又会被露一个怎样的真相？     

明代京东地区军籍移民述略

明代的京东地区处于边防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这里的移民问题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出现了军籍移民类型。军籍移民是整个京东移民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其他移民一样,共同开发了京东大地,为京东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     

青海藏族风情习俗中的审美情趣

一个民族的风情习俗最能体现其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情趣,不同民族的风情习俗又往往因地域性的差异而极富民族个性。本文通过考察青海藏族的几种重要礼俗及其文化内涵,从审美的视角来揭示这些民俗事象所蕴含的特殊审美意蕴。     

论西部基础建设投资机制中的政府导向

如何运用好政府基础建设投资,以增量投资促进存量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提高西部基础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文章认为产权投资、项目融资以及市场化投资机制的建立是提高西部基础建设投资效益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