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完善路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对于规范强制退出行为、防止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制度立法目的等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原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修订颁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在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条件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较科学理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机制程序,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行为提供了操作性准则。但该《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的规定有一定疏漏。立法的疏漏不仅影响了强制退出行为的高效理性展开,也悖离了程序法治原则的基本诉求。应在实践检视基础上,以行政程序法治原则为准绳,进一步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的程序,实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强制退出机制程序法定和程序公正。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综述

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进行检索,通过对2006—2016年的文献统计分析发现,非遗传承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内容集中于个别案例、多角度的认定制度和保护措施,对传承人的系统研究、后代传承人和非遗活动相关人员的研究较为缺乏。今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应着力于认定和保护制度、相关权利保障、后代传承人的培养以及非遗传播工作者等方面。     

传承人视角下麦草画工艺发展路径研究——以汝南袁月英麦草画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传承人掌握着非遗的核心技艺和知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的传递者。传统工艺类非遗中的麦草画工艺是由手工艺人利用相关工具纯手工制作出来的,传承人在这类非遗传承过程中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保护好传承人,是解决非遗传承危机的关键,也是实现非遗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以袁月英麦草画为个例,从传承人的视角出发,探索适合麦草画工艺的发展路径。     

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口承文化。其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杰出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历史上杰出传承者的出现,则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开放政策为条件的。我国政府构建了由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成的保护体系,每一个名录项目,都有相应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支撑。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传承人的权益却仍然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状的实地调查,反思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剖析缘由,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我国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存在遴选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度不够、国家补助经费使用功能不明晰、新老代表性传承人更替机制不完善、传承效果的评价体系缺失、女性代表性传承人比例过低等问题。要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观念和行动中做到:(1)还原"遗产主体"的内涵,在认定"个人"作用的同时,采取"团体认定"的方式,对"群体"、"社区"中的主要成员进行确认;(2)逐步建立遴选过程中的社区参与机制;(3)完善代表性传承人世代更替制度;(4)逐步提高女性代表性传承人比例。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以苗族民间文学为例

以苗族民间文学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例,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等方法,对他们的生存境况、传承境遇进行考察研究,探索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     

七十年来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回顾与思考

非遗传承人研究始终是非遗保护研究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学列为非遗十大门类之首,其传承人研究在非遗传承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民间文学传承人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身份(故事家、民间歌手、仪式主持等),而且往往一身多任,兼为其他门类的传承人。1949年以来,以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为关注对象,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得以突显。回顾七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大体经历了民间文学遗产传承人研究、非遗传承人研究和新时代系统性保护背景下的传承人研究三个阶段。以21世纪初的非遗保护运动为节点,我国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形成了学术视角的分野：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由传承人群体开始聚焦于个性化的非制度性传承人研究;21世纪初期,转向国家非遗保护制度下的传承人研究。由此可知,制度因素是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和其他门类非遗传承人研究的核心逻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关于培育苗侗民族文化传承人的调查研究

在民族民间文化正遭受日益严重的冲击濒临消亡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培育民族文化传承人、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值得思考和研究。通过对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黔东南具有民族特色中小学校的调查,分析传承人的当代生境与传承活动存在的问题,各学校"民族文化进课堂"教育传承情况,进而对保护传承人以及传承人培育方面进行思考。     

我国“非遗”认定及传承人保护之问题与对策

项目认定、传承人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保护体系中最重要的两项保护举措。近年来,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传承人保护方面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存在诸如评审主体错位、评审方法不严谨、不重视传承人的保护等问题。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保护的重要内容,没有传承项目,保护就失去了客体。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深植于当地的文化生态,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展示活动、招收学员传授技能、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此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也需采取措施妥善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出现的传承人同政府认识的偏差、传承人受关注力度不够等问题。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