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话语与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丰富

话语即权利,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话语体系都是一种价值表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为解决和研究民族问题树立了"治理"的价值准则。"治理"话语与我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上的"帮助"话语、"自治"话语和"民族关系"话语存有矛盾。贯彻"治理",使我国民族工作主题有了重要目标,使我国民族理论政策有了新内容,并拓宽了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执行方式。运用"治理",可以看到当前关于民族问题研究中的"族群""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话语不符合治理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思想。     

对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继承发展和开拓创新

胡锦涛同志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继承中发展,开拓中创新",这主要包括:对民族工作的战略地位做出了两个"始终是"的新的界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进行了新的概括;提出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认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论证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表现为四个"交织在一起";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两个"共同"作为主题的新的提法;阐述了现阶段做好民族工作的五项指导原则和主要任务:突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领导的四个方面和造就民族工作干部队伍的四条标准.     

"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

鉴于我国学界对"族群"一词的理解歧义颇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为题的讨论会,围绕着"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关系,以及它对于既有民族理论的意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不同观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学界在族群、民族理论上的争论焦点以及未来走向.     

"两个共同"的理论涵义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也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纲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两个共同"抓住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根本原则.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探索与反思

文章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文章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并未机械地生搬硬套斯大林民族理论,并不赞成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和民族四个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的理论,而是结合我国历史和民族问题实际,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开启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意区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从而混淆了华夏民族、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这些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关于族群与族群认同的讨论

族群及族群认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翻译进中国来,一直与民族与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认同等概念的辨识争论不断。本文综合各种观点,提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及其使用必须兼顾这两个词的来源和使用历程以及在我国的使用习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位认同和客位认同的区别,二是族群认同具有场景性。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与时俱进论

中国特色民族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与时俱进.民族政策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完善创新中国特色民族政策,必须遵循"两个共同"、实事求是、法治、效益、统筹协调等原则.     

中国民族政策的理性思考与现实选择

以"历史怎么看、是非怎么判、问题怎么解、现在怎么办"为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体系和制度设计实现了疆域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面对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民族关系新特点,欲以"强制认同"方式"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思维",将给中国民族工作实践带来极大政治风险。民族关系调适的主导力量在政府,抑制市场经济分化力量,发挥其整合功能,构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关系机制,是民族政策的方向和民族团结平等的前途。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概念体系的演进脉络

词语是概念的语言表征，概念则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现代汉语“民族”一词包含不同类别、层级的族体的含义已经形成。他们以此为基础，百余年来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中，通过向“民族”一词注入新意涵、从一般性和规范意义上定义民族等途径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出一套以“民族”概念为中心，以“前缀词+民族”“民族+后缀词”“前缀词+民族+后缀词”等语言形式组成的上百个、多层级的民族理论概念体系，极大拓展了中国人探索民族世界的理论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始终将我国处于不同社会进化阶位的各类族体均称为民族，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秉承和贯彻，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建设要服务现实民族问题解决的宗旨和他们自身的政治智慧。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普遍意义的民族学概念体系，应积极借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概念体系在百年构建进程中积累的成果，厘清和深化运用已经形成的多层级概念，同时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造或革除过时的概念、提出新概念，而非削足适履于西方民族学、民族主义理论概念。     

族群范式与边疆范式——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科学发展观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根据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实际进行民族理论政策创新是有效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邓小平理论的巩固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新推进三个阶段。科学发展观在民族工作和民族问题上创建了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实现了民族基本理论上的新突破,指明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明确了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征稿启事

<正>《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立足民族问题研究,关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常设"民族政治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民族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民族经济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等主要栏目,选用主题鲜明、前瞻性强、资料翔实、层次清楚、论证充分的学术论文。来稿注意事项:1、20字以内的标题名;300字以内的摘要及3-5个关键词。摘要应写成报道性文摘,采用第三人称表述,突出论文中心要点和结论。文末应附上标题、摘要、关键词和作者署名单位的英文翻译。     

从借词看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 ——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民族交往研究,多从政治、人口、民族通婚等方面进行,从语言接触角度来考证的几乎尚属空白.我们选取这一独特视角,分析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商业类、生活类、军事类、宗教类借词"萨薄""迭""胡禄""胡天"4词,考证它们在汉语中的使用、流变及其所折射的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特点.同时,也为当今新疆地区各民族增强中...     

民族生成与民族关系模式

民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不管什么民族的形成途径和形成时代与众不同,但氏族和部落的互解、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是所有民族生成的起点。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在促成这种互解和转化过程中以及在推动民族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民族的生发相适应,人类社会形成了接受型、排斥型、融合型等三种民族关系模式。     

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民族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重要的问题,无论是政府部门、知识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都有了新的认识。要解决中国民族关系问题,就要淡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真正要加强的政治认同的对象应当是"中华民族",而不是各自所属的"民族",对于56个"民族"这一层面的群体的认同,应该逐步"去政治化",保留各自传统的文化认同,尊重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时代民族乡发展路径探析

民族乡有其独特的政策优越性,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大有可为,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解决散杂居民族问题的有效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一种体现。探索"适时修订民族乡相关法律""分类思考发展模式""出台民族乡专项规划"等路径,可以促进民族乡事务治理的与时俱进,稳定民族乡的基本分布格局,繁荣民族乡村经济,贯彻落实"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精神,助力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问题”何谓?何在?何治?——民族研究范式概议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

"民族研究范式危机"的议题讨论共有三位学者参加,分别从不同视角反思了民族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影响,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明甫通过社会研究、民族问题研究、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研究等三种围绕"民族"的研究范式之概议,探讨了"民族问题"的何谓?何在?何治?何明从民族学的学科认同、学者的社会信任以及学术体制的视角,讨论了民族研究范式的危机与破解,包括重构"民族"概念、构建广开言路、平等对话、共同协同的体制机制等。范可通过"族群范式"和"边疆范式"对民族研究范式危机进行了反思,指出边疆范式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狭隘的,对学术和政府治理无所帮助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

"民族互嵌型社区"是我国当下民族工作中的全新概念与创新之举。居住在民族杂糅聚居区域的芒旦傣族村,可看作是研究中国"民族互嵌型社区"的一则缩影与实例,本文从这一代表性社区的调查出发,采用"文化共生"的学术视角,对"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内涵、特征、意义与可行性进行研究,并认为"文化共生"与"民族互嵌"存在同质模式的关联性结构,其在于生存空间、资源竞争与经济文化发展、政策的嵌入建设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芒旦村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民族互嵌型社区"在我国一直存在着民间经验与现实基础,其超越"唯民族认同"的社区整合实践对建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