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的家族母题叙事

《白鹿原》的出版对 ２０世纪中国家族母题小说的创作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种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承续了“五四”以来家族母题小说的叛逆与教赎的深度模式;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中国家族制度在崩溃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而独特的现象：家族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分流与抗衡．     

革命·启蒙·民间——当代家族母题叙事模式的演化

<红旗谱>、<古船>、<白鹿原>作为当代家族叙事创作的经典,它们在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叙事结构上都存骀在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不同,同一个创作母题在当代小说中呈现三种不同的讲法,即革命话语中家族复仇的隐形结构,父子之间的精神相继,爱憎分明的叙事情感;启蒙话语中家国之间异形同构的结构形式,对乡村宗法社会历史与人性悲剧的理性审视,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情怀;民间话语中多条线索经纬交织的网状式结构设置,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新定位以及叙事中流露的挽歌情调.借助对三部经典不同叙事模式的阐释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代家族母题小说创作叙事策略的演化轨迹.     

民族文化心史的剖视与构建——当代家族小说母题模式论之一

20世纪中国小说素有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的传统。自从巴金率先以《家》推出了写家喻国、反思传统文化对家人国人的影响的创作范式以来 ,《四世同堂》、《三家巷》、《红旗谱》、《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等优秀长篇小说便把这种母题模式逐代推进 ,从更具历史透视与文化重建的审美角度 ,去思考家族与传统民族文化的关系 ,力图从家族的个案剖析中追寻出民族文化的心理演化轨迹 ,亦即从历史的一个空间 (人际关系 )剖视民族文化的生衍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在他们的小说中 ,家族中的人被历史符号化了 ,而空间亦具有了文化的意味。这种…     

福克纳“家园”情结的新时期中国之“在”

福克纳围绕家族历史地域三位一体的母题架构而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家族世系小说,以及其中所表现的“家园”情结、怀旧意识和感伤情调,在我国新时期作家中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共鸣,也是引发新时期家史小说“复兴”的重要诱因.新时期家史小说作家与福克纳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潜对话”,并在创作中过滤、改写和重塑福克纳的家园神话,赋予其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并融入了作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家族问题的个性化思考.     

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论

20世纪 90年代前后出现的家族历史生态小说 ,不同于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的家族历史小说 ,它不注重时间过程中人主宰历史的叙事 ,力图从家族颓败历史的讲述中 ,呈现人在历史空间中互相倾轧厮拼的生存状态。这些小说是先锋派作家们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的文本标志。本文从叙事手法、母题意蕴等方面 ,对家族历史生态小说的审美特征作了综论。     

九十年代:抵抗与守护的一种写作

考察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及未来走向，不能不注意到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体现出的文化对抗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又一次分化。这种对抗和分化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张承志、张伟和史铁生在90年代推出的具有强烈终极关怀取向的作品。它们是：《心灵史》、《九月寓言》、《家族》、《柏慧》以及《务虚笔记》。本文从90年代现实语境与中国新文学历史流变，对这一类写作形式的原因试作分析。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心灵史》对皙合忍耶不畏困苦坚守信仰的赞美与对世俗化现实中人的堕落与历史的虚伪的批判充溢于…     

《环湖崩溃》与当代生态小说的可能性

杨志军的小说《环湖崩溃》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初期的代表作,它对此后的生态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其中具有普遍影响的叙述母题、生态视野的扩展以及纪实与虚构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它对当代生态文学在精神资源和风格特征上的潜在影响。     

主体性重构与他者伦理——成长小说视域下的《月宫》

奥斯特的小说大多具有丰厚的哲学意蕴,主体性问题是其作品中不断再现的母题之一。小说《月宫》对主体性问题的探索在奥斯特的总体创作中具有转折性意义,是奥斯特走出后现代,重构主体性的重要尝试。这一尝试,通过主人公佛格的成长故事,多维度地呈现出来。佛格的成长,即主体性的获得,经历了复杂的探索与建构过程:首先,是对主客体自我之关系的拷问与对存在之根基的追索;其次,是对家族、民族身份以及个体历史责任的追寻;最后,是对他者之绝对他性的伦理关照的洞察。新的创作理念外化在作品风格上,便是《月宫》新现实主义因素的彰显。     

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与延续——对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的再解读

家族小说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冲击下,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再度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有西方文化扩张、社会全面转型、家族历史命运、作家创作情感4个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家族小说通过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重建来展开民族国家想象,为当代文学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范式.     

从“极致”的罪恶到“无比单纯”的救赎——《圣经》叙事与余华的小说创作

余华的小说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甚大。纵观余华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历程,恰与西方经典《圣经》的叙事模式暗合。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余华的小说创作从对罪恶的极致描写到对无比单纯的精神救赎的追寻之路,并着重分析了余华的新作《兄弟》所体现的新的轮回及发展。     

短篇题材的重写:萧红居港期间的小说创作

萧红居港期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三个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北中国》和一个口述小说《红玻璃的故事》,可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涉及重写短篇题材。这一独特现象为人们考察萧红居港期间的创作自觉意识及其民族性思考提供了解读的空间。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中的有二伯和磨倌等形象进行了再造与重写。在小说重构过程中,萧红游走于情感诗意与理性概括之间,叙述视角、立场和表现主题亦发生相应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居港时期的小说创作题旨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她如何执着于作家姿态的独立性,而成就了她在居港期间小说创作的独特性。     

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是传统的工具论,将小说语言视为开展思维活动、表达思想与交流信息的工具,对其研究也往往落在艺术技巧上。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小说创作中语言发生了变异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哲学与美学理论的译介,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从高行健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初探》,到黄子平的《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再到徐剑艺的《小说符号诗学》,渐渐地发生了变革,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小说语言,视语言为小说存在的理由与方式。     

家族的挽歌--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道母题

家族的挽歌,作为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的第一道母题,是以二元悖裂的状态构成的。这种悖裂主要表现为情与理的矛盾。正是在这种二元悖裂的状态中,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在对衰落的家族献上挽歌的同时,也献上了人的解放之歌与生命的挽歌。人的解放之歌在人的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展开,形成了“颂歌”与“悲歌”两个类别,它们分别存在于20世纪前半叶与后半叶中国家族小说中。生命的挽歌主要在生命之美、生命之善、生命之真三个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层面展开,它们的出现既是家族的挽歌这一母题二元悖裂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家族挽歌的母题注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     

论端木蕻良40年代的创作转变

端木良在30年代即以小说斐声文坛。进入40年代后，他在创作上出现了许多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特点、新倾向。本文从艺术形式、创作题材、创作心态、思维关注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的情形，并探讨了形成这种转变的内外原因。     

题材中心论:重庆小说的得与失

这里所说的重庆小说不包括抗战时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庆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前,重庆小说有高缨的《达吉和他的父亲》《云崖春暖》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等,"两部作品先后问世,将重庆小说创作推向了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重庆谈判》,聂云岚的《玉娇龙》,莫怀戚的《诗礼人家》《经典关系》,余德庄的《家贼》《海噬》,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家族母题

由于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年代时空距离的差异,中国现代家族母题叙事的理性批判与文化眷恋的启蒙传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新的变形,即从对家国同构的理性审视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心态的重塑,从父子思想伦理冲突到祖孙精神性格的一脉相承,由对家族制度激进的革命批判到辨证的文化反思,当代家族小说在继承现代家族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个新的艺术之境。     

90年代浙东新生代诗歌的创作母题与审美建构

20世纪90年代,浙东新生代诗人尽管其创作题材取向有异、艺术个性各殊,但在感应时代律动、绍承诗性文化上却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内核,由此构成了众多诗作的普泛性意识和表征化母题。表现在众多诗作中的创作母题便是流浪情怀、生命意识和返乡情结。同时,诗人对生命存在的个性化审视在对有意味形式的创造性发掘上对当代诗艺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探索。     

成规的戏仿——论王蒙的元小说

王蒙的《一嚏千娇》和《球星奇遇记》是两部典型的元小说 ,它们代表着王蒙在小说创作上的自觉 ,标志着作者一种理性的、宽容的相对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从元小说理论角度进行分析 ,王蒙的元小说创作不仅标志着当代小说创作的自觉 ,而且 ,王蒙的小说创作以个体的形式重演了小说的历史。     

从《豆棚闲话》看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新变与困境

《豆棚闲话》以其独特的叙事模式在整个拟话本小说中独树一帜。其创作模式在文化皈依、题材处理、体裁选择和叙事操作等方面的新变和突破,代表了拟话本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势和走向。尽管拟话本小说创作终因遭遇的种种困境走向渐及澌灭的绝地,但《豆棚闲话》在文学苍穹中划出一道靓丽的风景,可以从中管窥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创作面临的困境以及在困境面前所作的新变。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之说不能成立——兼论《水浒传》的作者为罗贯中非施耐庵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宝库中的两件珍品。这两部小说在我国长篇通俗小说中出现最早,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然而,这两部小说到底成书于什么年代,对确定我国长篇通俗小说产生、成熟的时间,对研究通俗小说自身演变发展的历史及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这是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造成这个难解之谜的主要原因,是小说在文坛上不受重视,不能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