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我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的文化生态在急剧恶化,传承环境的保护和培育已经成为做好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关键所在.为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切实尊重农村的民间信仰及其习俗活动,改进公共文化服务和语言传承环境,并积极发挥教育和现代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以此来改进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保障传统文化的持续传承和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对策探讨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当前,各级政府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作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不过农村文化建设任务依旧任重道远,还存在着诸如传统文化保护不够、＂反＂文化现象凸显、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应该从强化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力度等方面来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步伐,促进农村文化的科学健康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保护古村落的文化遗产意义重大。在古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旧＂矛盾日益表现出来。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在研究分析古村落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保证新农村建设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民间组织作用

五千年的农业文明使我国广大农村积淀了极其厚重的非物质文化,如何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珍宝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村民间文化组织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者,是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的促进者,是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者。通过有效的管理途径,积极发挥它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独特作用,是保障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传承和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

非遗保护,特别是在基层部门的保护实践中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即缺乏整体性保护理念。"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中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数量均居全省之首,对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少数民族非遗整体性保护要重视"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这三者与非遗水乳交融、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村落文化是非遗的载体,活态文化是非遗传承的水系,而文化空间则是非遗生发的母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同时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严格说它不是遗产,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纪录它,研究它,传承它,发展它,并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以及当今文化创新的资源,成为中国＂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么有关它的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Integrated Protection, Regional Overall Prot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ultural Conservation Area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探索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创举。整体性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精髓和特色。我国现有＂整体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两个表述。目前,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整体性保护的探索主要有对文化形态实行综合保护,注重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建设,讲求文化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三种方式。而保护区的建设要有所成就,最终仍倚赖于区域内政府整体协调规划机制的构建和有效实施。     

人类学视野下侗族大歌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侗族大歌＂已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结构框架浑然有趣,多声形态绚丽多彩,合唱技艺出神入化。作为植入民间的多声部歌曲,能够完整保存,这与侗族地区特定的歌师、歌头、歌班、歌俗等传统制度的人类学背景有密切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侗族大歌＂又是侗族传统社区整体＂文化场＂的记录和再现,是活态流动的存在,作为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而成的音乐文化遗产,它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具有多样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这些价值与侗族传统社区人群的存在与发展紧密联系,互动互存,从而形成侗族大歌传承与保护的独自特点。文章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侗族大歌＂传统内部的传承保护机制,分析在社会文化生境不断变迁的今天,如何对以侗族大歌为代表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     

薪火相传 国粹生辉（一）——北京京剧院“非遗”传承人专访

张学津：学余宗马,戏唱人生北京是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国粹＂,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多年来,北京京剧院博采众长、突破创新,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京剧院在＂非遗＂传承人才的保护上高度重视,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院团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基于China-NIAHS框架下的林业文化遗产保护探讨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以及中国农业部推进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带动下,国内掀起农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的热潮。林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历史遗产,深化林业科学研究,抢救性保存重要林业资源,创新现代林业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保持生物多样性,促进当前国家新农村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China-NIAHS项目框架,林业文化遗产有生态性和区域性两大突出特征,根据具体内容又可分为技术型、物种型和景观型3大类。保护与发展策略方面,在完善政策保障的基础上,数据普查和个性化保护是重要途径。     

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目前,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及文化遗产保护等。乡村自然环境封闭、农耕经济形态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及政府和政策的忽视等原因导致关陇地区乡村文化设施差,投资少,资源缺;居民素质低,文化观念落后;乡村主体空巢及农民缺乏自信。通过发挥政府职能、搞好引导服务、发展乡村教育、增加农民收入、培养文化精英及找准文化建设载体等途径,可以解决目前当地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以关陇地区最强势、最典型的民间社火为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可以有效地将乡村文化建设与社火民俗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有机结合。     

湖南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与旅游利用潜力研究

以根源性、在地性、历时性为标准,对湖南省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项目进行筛选,并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昂普理论（R-M-P）为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各评价单元的乡村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湖南省乡村非遗类型分布不均衡,传统技艺与民俗类乡村非遗占比较高;湖南省乡村非遗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部集聚、南北部集中、东部较少”的特征,形成1个集核区、3个带状高密度区和多个中密度区;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整体利用潜力大,但地区性差异显著。据此,建议高潜力区将乡村非遗资源与热门旅游景点有机结合,并借助乡村非遗节庆和民俗活动,推广乡村非遗项目;中潜力区借助特色文化活动,开发乡村非遗文旅路线,并加强与周边地区联动,开发跨区域的乡村非遗旅游路线;低潜力区加强乡村非遗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申报,推动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机制创新。     

从村寨空间到村寨博物馆 ———贵州村寨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实践

贵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方面进行了许多本土化的探索，“村寨／露天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这种以村落为单位的文化保护实践，与后来从国外引进的“生态博物馆”以及目前国家所倡导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有许多相似之处，基本把握住了文化保护的主体性。对这一已有20多年时间的文化保护实践项目的样本考察表明，村寨博物馆其实也是一种新农村建设运动。当一个传统的村落空间被置于博物馆话语之下时，村民便开始了一种“破冰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建构之旅。因此，哪怕是一个目标旨在文化保护的项目。也是一种不同于当地文化的异质文化传通，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社会力量的介入，它终究成为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甚至成为颠覆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动机。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保护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生态区"的保护项目,但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强调并倡导在全球探索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多维度(不可移动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可移动的文化遗产,文化产业中的文化表达多样性)保护方式:强化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系;扩展文化遗产的概念,纳入"非点状"整合式遗产:强调遗产对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是其生命力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对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以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对策研究为主旨，通过深入分析文化遗产本体和所依存区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本文认为，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于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文化遗产本体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关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传承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途径探析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传承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途径包括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来促进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加强宣传和教育形成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文化自觉＂;加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对现有保护条例执行的监督;加强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研究＂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开发的耦合逻辑——以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实践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乡村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过去数年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对实现农民增收产生了积极作用,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作助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融合机制时,要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旅游开发的多元监管制度;要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核心基因,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构建“三位一体”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模式;要创新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拓宽居民多元参与渠道;要推动“点面”相结合的“农+旅+非遗”融合等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