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史外传心” 与社会行动的结构——论《胡氏春秋传》的诠释范式

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初三代科举考试的官方读本,之所以能够被置于这么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独特的经典诠释范式,即承继孟子,发扬"史外传心",以理学大义为《春秋》的书法原则;运用"理一分殊"的理论架构进行经典诠释;构建严密的分析框架以阐发义理;将义理付诸于《春秋》的文本诠释以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呈现义理,进而实现影响现实社会行动的结构,从而成为理学外王路径的展开。     

胡安国《春秋传》理欲观研究

胡安国对《春秋》的讲解和发挥有一个鲜明的特色——以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来解说《春秋》中的是非善恶冲突。他把《春秋》纳入理学的体系,立三纲以存天理,同时把＂攘夷＂提升到伸张天理的高度来认识,让人们在遵循封建礼仪道德的基础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理欲观丰富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道德作了理论辩护。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道德修养论比较

"理心之争"是宋代以来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一个认为"性即理",一个认为"心即理";一个"道学问",一个"尊德性"。在关于人之本性、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以及道德修养方法方面,既有殊异之处,又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徘徊——浅析陈淳心性论思想的一大特征

陈淳是朱子闽学南传的第一人。他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辨析了"性"、"命"、"道"、"理"等范畴,回答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他把心中之"理"解释为心的主宰,将"未发"理解为动机,并从天性中寻找道德自觉的依据,这些均继承了理学的传统观点。他将理既释为心的依据,又解释为心对道理的把握,这一矛盾则表现出他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徘徊。陈淳论证了情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将情与天地阴阳之神联系起来,使得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则接近心学。     

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宋代理学家胡安国曾与佛僧有过密切的往来,在佛理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安国理学思想的形成,也为他批判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对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吸收;二是“性善不与恶对”对佛教“性无善恶”论的吸收;三是“平常即是精妙”...     

陈白沙心学价值取向及思想特色

明代思想家陈白沙以自然为宗旨,以自得为归宿,创立了江门心学。其价值取向是把道德主体确立在心上,突出自我的价值、个体的价值。这种价值观,一反程朱理学建立道德本体哲学体系时所遵循的理—心—理与心合一的思维路向;而沿着心—理—心与理合一的思维路向,使心与理内在地统一起来,并使明代文化实现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     

清初理学的世俗化倾向

清代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这些差异反映了清代理学的世俗化、实用化倾向.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