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真与美"的寻绎--方敬诗歌世界精神透视

“真与美”是方敬作为一位现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一生的人生追求目标与价值取向原则 ,更是他诗歌创作一以贯之的“诗之思”的集中体现。他是“凭着爱的名义写诗”的 ,因爱而求“真与美” ,为求“真与美”而担当而奉献。方敬诗歌创作生涯 ,呈现“真与美”寻绎过程。透视方敬诗歌精神之旅 ,不仅易于贴近方敬诗歌意义世界 ,同时也对于把握 2 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 2 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脉络 ,不无裨益。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冷静、距离、理趣──卞之琳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卞之琳是个独特的存在，他的诗歌风格，其基本特征是冷静、距离、理趣。由于经“冷”处理，他的诗很难感动人，却能通过启迪人来实现其美学价值。同他注意感情克制关联，卞之琳总是小心地拉开诗和读者的距离，因此，读他的诗，常常没有沉浸其诗情中的感觉，而是超脱其外，隔着一段距离在审视、在体味其诗中传达出来的情绪。他的诗还追求一种理趣美，他往往把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人生哲理以一种单纯、简练的意象表达出来。     

梁宗岱诗论的学术背景及现代价值

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它从法国象征主义及德国歌德古典浪漫主义汲取诗学元素及精神气脉,追求“诗与真”,主张“纯诗”,醉心于“象征的灵境”。其诗论既有对同代诗论的超越,也为后来的现代诗学提供前瞻的视界。梁宗岱诗论是继近代学者王国维推崇的诗学本体价值之后的自觉承传者。他将中西诗学概念置于同一平台,试图建立一种跨文化的本体诗学范畴,有开阔的视野与襟怀,在中国现代比较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值得今天学界重视的中国现代早期诗学家。     

王维禅宗美学思想论略

当今通行的中国文学史,王维的地位在二流作家之列。但这并不符台史实。在古人那里以“诗仙”、“诗圣”、“诗佛”分别称道李白、杜甫、王维,或称“魏蜀吴”,或称“天地人”,或称“真善美”,即他们在文坛上有鼎足三分之意。而在实际上,后代中国文人尽管推崇李杜,但在心目中却把王维的美学思想和他的诗作视为典范。闻一多先生对此看得非常准确,他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传统,后代中国人对诗的观念大半以此为标准,即     

试论冯雪峰早期的诗作

冯雪峰同志(1903—1976)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者之一,是重要的鲁迅研究者,是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冯雪峰的名字最早却是出现在诗坛上,他是作为一名青年诗人,踏上文学道路的。有人评价他的诗是“真实的诗,真正的诗,革命的诗,美的诗”,“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块磨灭不掉的路碑”。雪峰的诗作,据冯夏熊等编辑的《雪峰的诗》所载,共计七十七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双乡之间与双语写作 ——日本新华侨田原诗论

活跃于双乡之间的田原,在两种语言之间锤炼独特的诗歌语言,是母语的,又是超越母语的,其意义并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而是中国新诗自身在海外的深入或者叫“生长”。由于他和他的诗成长在日本,在这块让中国人情感极其纠结,让中国诗人的痛永远新鲜的地方,纠结之痛,使其诗具有独特的异质审美价值。笔者把这些旅日诗人定位于“之间”：在中日两国之间,在两种文化之间,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在昼夜之间,在男女之间……“之间”是一种不安定的变化状态。在“之间”碰撞,彷徨,焦虑。但“之间”促使思与诗成长,生命的陌生化带来了语言的陌生化效果。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为“联大三星”,他们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代表。杜运燮以其特有的幽默与智性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解析生命的处境及意义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这样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轻松诗创作中。他的轻松诗是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是注入了中国现实与诗人个性的独特尝试。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龙泉明、汪云霞在《武汉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4期撰文《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对卞之琳的诗歌艺术及其独特地位作出了评价。作者认为 ,卞之琳出自 2 0世纪 30年代“现代派”营垒 ,上承新月派、象征派 ,下启九叶诗派 ,他的诗歌能融西方现代派技巧与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于一炉 ,尤其重视诗思的提炼和凝聚 ,追求诗歌的智性之美。通观卞之琳的诗作 ,他正是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 ,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新智慧诗。其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 ,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     

台湾“中生代”的“新品种”--论陈义芝诗歌的艺术特质

在台湾的“中生代”诗人中,陈义芝的诗以抒情性与叙事性、传统与现代、感性与智性的多重叠映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景,打造了独属于他自己的诗歌“新品种”,对于当下以至未来的诗歌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律诗的美学与中国艺术的本质

闻一多在他的《律诗底研究》中给予律诗以极高的评价:“研究中国诗者若不着手于律诗,直等于没有研究中国诗”,而“研究了律诗,中国诗底真精神,便探见着了。”相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却声讨那“不大自然”律诗,高举起“作诗如说话”的白话文学大旗。直急得朱光潜读罢之后“     

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论诗歌“情”“志”流变及其与“意象”“意境”的生成关系

本文通过中国传统的“言志”、“缘情”诗观的发展的考察，推衍诗歌“意象”、“意境”的形成及其在现代的阐释。     

论冯雪峰的湖畔诗

冯雪峰的文学生涯,始于诗而终于诗。1922年,十九岁的青年雪峰迈向文艺殿堂时,所跨上的第一台阶便是诗歌。他曾和他的诗友一起,以“湖畔诗人”的美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采的一页。但现今论及湖畔诗,人们习惯于将其与爱情诗等量齐观,这恐怕同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论》所作的有关论述不无联系。朱先生在回顾“五四”时期诗坛情况时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说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等那时“差不多”“生活在诗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心”和“志”是否都专致于爱神维纳斯,恐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至少,冯雪峰的湖畔诗就並不全是爱情诗。即使有,也与其他诗人的爱情诗的风貌不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究。     

论卞之琳的主知诗

卞之琳于1930年秋冬之际开始写作新诗.最初的作品有新月派诗风的痕迹.也在1930年,他“读起了波特菜(尔),高蹈派诗人,魏尔伦、玛拉美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而且又迅速“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晚期作品.”还接触到艾略特、奥登等.这些诗歌与他的艺术个性、艺术追求如此合拍.迅速促使他形成不仅用心灵感知情思,而且用理智思辨情思的创作路向.同当时现代派诗崇尚潜隐抒情的风气一致,他不断写出主情风格的诗作,但越来越显露出后期象征派诗的知性色泽.到1935年12月出版《鱼目集》,他就向诗坛献出了一系列完全意义的主知诗,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派主知诗,在当时及以后乃至当今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为卞之琳奠定了新诗史上的显目地位.卞之琳前期诗作的“现代性”也主要突现在这些主知诗中.     

开放的现实主义──评艾青30年代的诗

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一文中,艾青林现代诗派“是以《现代》杂志为中心发表新诗的一群”,其实他本人正是这“一群”中的一位。艾青不是那种以写作数量取胜的诗人,支撑起他艺术生命的是响响当当的诗作本身。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立足于中国大地,用从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奏出了刀年代中华民族风雨与愁云交错的心曲,创造了一种东方美与西方美结合的艺术风格,因此与臧克家、田间一道,成为30年代诗坛的骄傲,成为继郭沫若之后新诗艺术的集大成者。一、忧郁的“时代诗情”宁可失败于艺术也不失败于思想的艾青,受“最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