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封建社会“强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原因

“强本抑末”或“重农轻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传统政策。它既是封建社会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的产物,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因而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仅就该政策产生的原因作些初步的探讨。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     

论唐代后期的“官商合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唐代后期,官商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表现为一种“官商合流”的趋势.遗憾的是,多年来,学术界“抑商政策论”盛行,封建时代的官商关系,一概被“抑商、贱商、排商”所函盖,忽视了对于不同历史条件下官商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但是,“官商合流”揭示了唐代后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研究探讨. 一、士商两个阶层的相互渗透唐代统治者强调“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与下人争利”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界线却在被日益打破,士商之间的渗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抑商政策是历史的反动

抑商政策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一种传统性经济政策。对抑商政策的评价,我国史学界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在以下两点上是基本一致的:第一,大家都不否认,抑商政策是造成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第二,大家一致认为,抑商政策在其提出、发展和形成的那个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中,具有“阶级的,同时又是历史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封建农业经济是封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一根本点来看,这种政策是应该历史地给予肯定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1期) 对第一点,我是赞同的。对第二点(为简便起见,姑名之为“抑商政策历史肯定说”),笔者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的不同发展层次,分别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一方面,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都是高于单一农业的经济发展层次,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农业的发展。论者只看到农业制约工商业的一面,而看不到或忽视了工商业是高于单一农业的经济发展层次这一面,因而给抑商政策以历史的肯定,这是值得商榷的。     

浅析“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影响深刻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历史上看,最■“贱商”的是孟子,孟子把商人叫做“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篇》).“重农抑商”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的,到秦王朝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一些具体方法措施基本     

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思想剖析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思想。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重农”,强调农业是根本,要以农立国;另一方面是“抑商”,认为商业是投机取巧,不是正业,它的发展会损害农业。封建社会的一切经济措施,都是以“重农抑商”这一根本思想为出发点,以达到这一目标为目的的。所以批判封建主义,必须对“重农抑商”思想进行剖析,才能肃清其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原因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部门,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因为小农是封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和兵源的主要来源。“国之彝伦,资于版籍”,所以检阅户籍,把小农控制在封建国家手中,一直是社会动乱之后统治阶级首先要抓的大事。如果“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通典·食货典》),国家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为了稳定     

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

重农轻商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政策。农业在封建社会居于首要地位,重农是必然的。但是,商业在封建社会对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也有相当的重要性,因此轻商是相对的。除了轻商这基本的、主要的一面,还有不得不重商的另一面,战国时代各家对此有不少论述。从这些论述来看,轻商主要是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以防止过多的人从商或“弃农从商”;重商则是使商业发挥“流通财物、粟米”的作用,以满足生产、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各家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既要轻商,又要重商;但确有不少人是主张重商的。也有人,如荀子,是轻商与重商两方面都论到的。重农、轻商、而又重商,看起来似乎矛盾,令人不解。特别是人们往往强调轻商的一面,而忽视重商的另一面;或者,明明看到了重商的另一面,却不承认它,仍然解释为轻商。这样理解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政策是不全面的。本文试图从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中,来说明重农轻商而又重商,是可以理解的。     

试论东汉的非抑商政策

抑商政策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对中国历史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东汉，这个政策却并未实行。其原因何在，结果如何，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非抑商政策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关东和共中两大地主集团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对立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这个对立，使两大集团长期存在着激烈的抗衡，而随着二者势力的消长，统治思想、治国方针、经济政策等也便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非抑商政策下，东汉商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本未不足相供”、货币经济不发达及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儒学“重义”思想的影响，商业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即便在非抑商条件下，资本主义萌芽也仍然不能破土生长。     

对“重本抑末”思想的有力冲击——论《聊斋志异·黄英》的形象塑造

“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人的形象,在古典文艺作品里很少被作为歌颂、肯定的对象。《聊斋》中的《黄英》,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商人的活动,细致地表现了农业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而且鲜明地揭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世界,流露了对商人、对     

“抑商政策”的历史成因

(一) 在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统治者均实行抑商政策,限制流通的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的。 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面,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国家政权把自给自足的农业放在首位,把“劝课农桑”视作“为政之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从而,具有瓦解自然经济功能的商品经济,必然受到统治者千方百计的控制和摧残。西晋时期的法令规定,商人出门均带头巾,上面必须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而且一脚着黑鞋,一脚着白鞋,其地位低     

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中国封建社会官商关系探论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透过它,可以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以及为什么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传统的抑商政策,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生长,导致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之间,固然是矛盾的,封建政府因为商人在经济上“上争王者之利”,“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同时又恐其在政治上“生大奸”,因而采取加重赋税、贬抑地位、甚至强制剥夺等办法,横加打击。但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官商之间,又是同一的,他们千方百计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矛盾和同一这两种关系中,同一是其主要方面。本文拟从这里展开论述。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晚明士商渗透的社会影响

晚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士商渗透是一显著特点。这种现象强烈冲击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也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对晚明社会风气、封建政权、教育事业和商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朝抑商政策述论

明朝的抑商政策是全方位的,其中有对前代抑商政策的发展,也有明朝自身的独创,加之各级官府及大小官吏对工商业的盘剥,其抑商作用尤为突出。明朝的抑商政策虽不能完全扼杀资本主义萌芽,但却在商品市场与资本原始积累两个方面,严重地遏制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与壮大。     

也谈秦代的工商业政策

秦始皇曾宣称“上农除末”①。一般皆认为，这是一种十分严厉，旨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秦代的抑商政策是为保障其重农所采取的一种“由国家垄断的办法，把工商业严格控制在社会需要的最低限度”②。近来有些学者却认为：秦王朝虽然一面抑商，而一面又“对盐铁业及边塞商人实行特殊政策”，其政策实际是“有利于调整工商业的布局、开发山林川泽和发展民族地区的贸易”的③。这种观点对深入研究秦代工商政策颇有启迪，但其结论、对史料的理解和使用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此作些初步分析，以作为引玉之砖。一、关于所引史料的断代问题有些学者所…     

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文化缺陷

中国古代科技异常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存在着诸多缺陷。一、小农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落后性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政策，力求“足食足兵”，对商人和工业采取轻视态度。在儒家文化中，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但又认定物质生产、商品交换及与此相关的技能、学术，乃是“小人”才从事的“末业”“小道”。“君子之学”根本不包括农、工、商等实际技艺。于是，“君子不器”成了儒门教规，也成了封建统治的强…     

关于重农抑商和汉代的社会性质问题

(一) 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分期问题,到现在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汉代的社会究竟是那种性质,中外史学界还在争论着。郭沫若先生是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学者之一,在他所著的“奴隶制时代”已明确指出。去年十二月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认为汉代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是建立在封建所有制的基础上的政权要消灭奴隶制的残余的措施,所以汉代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日知先生也于本年二月廿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     

浅析封建父权及其维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身份等级森严的社会,其中父权就是这个等级社会的一大特征,父权是指封建社会的家长对其家族中一切人和物的最高支配权,具有无以伦比的权威。本文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剖析了封建父权维系千年的原因,认为封建父权乃至封建社会维系的关键在于维护重农抑商政策下的自然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