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文化现代化:交往中的对话与全球化挑战下的整合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

一、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 成中英是不是现代新儒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黄克剑等人把他看作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港台相当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他不是新儒家。产生分歧的原因显然在于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不同理解上。目前,要给出现代新儒家一个一般性的概念,看来很难。但我们可以揭示其基本特征,从而给这个概念一个大致的界定。 简单地说,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其它思潮相比,现代新儒学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坚持儒学本位立场,力图复兴儒学。这是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刘述先等三代新儒家学者极为坚定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取向,也是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儒学之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另两大思潮的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同现代新儒学的根本分歧也在此处。马列主义主张对儒学批判地继承,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则对儒学基本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和现代新儒学“为往圣继绝学”的心态和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吸纳佛学和西学,并对儒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近代儒学的颓废没落和中外文化的剧烈碰撞,这使现代新儒家必须也可能借助其它思想来更新发展儒学。早期,梁漱溟、熊十力由佛归儒。梁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文化比较思想;熊则建构了     

全球化挑战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这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也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那种"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古今中外的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新,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在积极的文化交往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对话语境,为构建先进的本土文化而奋斗。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

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到的一个重要反对者。二者之所以产生如此分歧是因为他们对传统和新文化 (西洋文化 )的解读不同所致。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 ,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 ;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文化 ,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西洋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这种不同的对传统和文化的取向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论争。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 ,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 ,因此对当年的那一场论争很有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必要。     

儒学新解──读《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可谓是对文化上片面西化的反动。这一矫枉反应与西化派的过激一样，难免多少也夹杂着一些民族文化乃至个人的感情，带有感性色彩。八十年代中期逐渐兴盛起来的“文化热”和“寻根意识”，作为大陆本土思想界对这一矫枉反应的遥远的历史回声，则与此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巨大的时间跨度与文化氛围的变迁，思想上、文化上的“寻根”，已不再如先前那样充满自然的、素朴的感情。由此，更增添了些理性的成份。不过，在经历了信仰失落、理想落空和新一代更为成熟的西化派的强烈刺激之后，理性的文化反思…     

中国近现代保守主义思潮之兴起与评价

20世纪以来中国的保守主义派别,主要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邓实、黄节、刘师培、章炳麟等人组成的国粹派;本位文化派与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在现代哲学思潮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国民党新保守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学派,特别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它的产生标志着在早期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之后,对中国文化今后走向的一次较为冷静思考的结果,代表着保守主义思潮的最新阶段。     

两种启蒙话语的对立与冲突——论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现代性价值观的思想差异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所发生的那场思想论争,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把本应该属于"五四"启蒙话语范畴的见解分歧,纳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去加以定论,故而从本质上遮蔽了两者论争的时代意义与深远影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思想交锋,集中体现着东洋派留学生与西洋派留学生的不同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于现代性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同时也反映着转型期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文化心态.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现代中国艺术文化形成的三种潮流

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情形 ,同样表现在文艺思想领域。艺术上的科学主义、玄学鬼以及自由主义 ,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上的表现。从哲学方面对这些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加以关照 ,可以揭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

中国现代文明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文化的论争,形成了现代的人文基础,并且于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新儒学派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适应变革需求上也有它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世界文明为用,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现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更应该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但也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制、充东方文明成果,完成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则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共识。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体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之重建主要围绕文化的独立性与主导性两个基本维度而展开,以张岱年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和现代新儒家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二者虽都反对"全盘西化",但现代新儒家表现了比较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张岱年则主张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实现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现代新儒家表现出融合中西的开放姿态,但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而以"中体西用"作为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模式,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张岱年立足于中西马文化的良性互动,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之"体"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之"体",主张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创造"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民族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儒学与工具理性培育

儒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培育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全盘西化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现代新儒家给出的答案却是肯定的。认同工具理性而拒斥科学主义,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以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指陈传统儒学缺失工具理性的弊端。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缺失工具理性的问题,并非不可以解决。熊十力重申内圣外王并重模式,希望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牟宗三把工具理性的意涵突出出来,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开出科学和民主来。在如何处理儒学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新儒家的看法比全盘西化派深刻得多。儒家文化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优良传统,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积累知识的必要的文化土壤;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当代的科技创新也不矛盾。儒学重视价值理性并非排斥工具理性,反倒可以抑制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     

张君劢与西化思潮

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大思潮 ,它们是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这三大思潮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 ,相互间展开过并将继续展开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斗争。这种斗争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 ,张君劢是在与这三大思想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中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概而言之 ,他是西化思潮的批判者、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和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本文拟就张君劢与西化思潮的关系作一探讨 ,不当之处 ,欢迎方家读者批评指正。一、反孔批儒与尊…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