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就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 ,弘扬小说的社会功能 ,具有比“文学现代性”更为宏伟、更为中心的“历史现代性”意义。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在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 ,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 ;系统论述小说的艺术魅力 ;引进西方文论术语 ,为小说进行流派划分等等 ,体现出现代批评的特征。所有这些 ,在中国文学与文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具有深远的现代性意义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批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在近代有着很大的影响 ,他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推到无限之高。但以冷静的眼光分析 ,他的理论核心和实践却是非科学的。他心目中的所谓小说 ,主要是政治小说 ,他的“小说革命”的目的 ,是要使小说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服务 ,他写的小说也只是为了“发表区区政见”。因此他未能真正认识小说的艺术特性 ,并全盘否定了中国古代小说。他也因此受到许多同时人的严正批评。他的小说理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严重失误 ,乃是由于他对一系列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错误看法所决定的     

梁启超对“小说支配人道”的佛学阐释

“小说支配人道”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重要命题,以往学界认为梁启超对此一命题的阐释主要是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本文则一反陈说,认为梁启超主要是从佛学的角度对此命题进行阐释的,并对其所用佛学术语及其推衍方式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梁启超小说实践中的国家主义诉求

20世纪初期,国家主义因梁启超的大力鼓吹而成为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的思潮之一,并对文学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国家主义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梁启超无疑是个案研究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不仅最早大力鼓吹国家主义,而且极力将国家主义的价值诉求灌注于文学实践中.由于梁氏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有机体系,因此本文仅以其小说实践为例,探究其中的国家主义诉求.     

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

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两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一是传统小说的自身转化,一是外国小说的影响.其中,外国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为考察对象,从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叙事模式和小说语言等四个方面探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影响.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梁启超在日本的小说出版活动考略

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除了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以外，他对小说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他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他连载了大量的翻译小说和创作小说。这些小说的出版活动，虽然时间不长，距国内市场甚远，数量也不多，但是促成了小说与定期刊物、与铅印洋装技术的结合，确立了近代小说出版的基本规范，并带动了中国小说出版形态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本文即着重梳理梁氏在日本的从事小说出版活动的情况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赞赏社会主义学说并赞誉欧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的中国社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最终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主张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绝不能轻易地否定     

梁启超戏曲理论中的趣味观念探析

梁启超是一位极具忧世情怀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自强不息的乐观实干家。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家,梁启超的思想与实践都在他的著作中得以体现。趣味的革命是梁启超的戏曲美学的核心内容。他从感性生活层面出发对具有古典哲学思想趣味范畴进行了理性尚实的现代化阐释,使得趣味从高雅的戏剧美学殿堂融入到日常的改良新戏及戏剧理论中,肯定戏曲的社会作用,强调戏曲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联系,对我国近现代戏剧产生深刻的影响。     

也论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认为报刊文章要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要求革新报刊的文体以贴近读者、贴近生活,主张出版者要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强调要规范论说记事,提高职业意识.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启超《管子传》论析

梁启超的《管子传》为他的传记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从现代思潮的角度出发,对管仲的地位与人格做了极高的评价与褒扬,将其塑造成一位爱国主义的典范。并且他还以许多近代政治理论为基础,对管仲的政术进行了不少诠释,这有助于宣传近代这些政治理论,但这种诠释方式同样也有很大的弊端存在。     

梁启超易学思想论略

梁启超著有许多著作,而在《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中集中了其易学思想,他重视《易》义理的阐释,也不否认《易》的占筮,他强调"卦起源于谁画无法确定",认定"十翼"不都是孔子所作,又根据《易》是不同时代、不同人所作而认为《易》是很凌乱的。     

审美现代性视域中的梁启超美学

救亡、启蒙是中国现代美学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表征。梁启超美学不是在学院派话语系统中进行着美学言说,但其社会人生思想却同中国美学的近代化进程形成内在的暗合与呼应,代表着中国美学现代性话语的社会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