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

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强调"政治首位性",主张作家通过创作参加与国家权力对抗的斗争.诠释政策风云变幻,印证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轨迹,成为其显著特征.文学团体被赋予了党派的形态,学术论争的起因和归结点也大都来自于政治因素,文学阵营也在政治漩涡中裂变为三个派别,相互对峙内耗,阻碍文学发展,并给其后亦步亦趋的中国普罗文学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试论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阐述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衰落的全过程,后一部分就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     

“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就20世纪左翼文艺的发展看,“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左联”的探索经过了局部讨论、组织性讨论和回应性讨论三个阶段,其探索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让“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成一种运动,并通过多种途径,将文艺真正“大众化”;二是通过多方面的理论探索让“文艺大众化”在具体内容、如何创作及大众语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两条路径的结合使得“左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文艺大众化”融为一体,影响深远。     

“左联”时期的徐懋庸

一个竹匠师付的儿子,断断续续读了几年小学、中学,从渐江山区来到上海,一心要投身左翼文化界;果然在短期内如愿以偿,靠翻译立足,以杂文进入文坛,成为“左联”的一员。——他,就是深受鲁迅影响、亲受鲁迅教诲,后来却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惹出事来,后来追念前情、悲痛无已的徐懋庸! 徐懋庸的成为杂文家、翻译家,是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诞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下管镇,一个贫苦的竹器手工业工人的家庭里。勉强进了小学,用的是学名徐茂荣。一九二一年高小毕业,家贫无力升学,先从族叔徐叔侃学,后来随父亲进山贩卖和修理纱筛(竹器名)。因为国文成绩出众,次年被族中长辈、小学校长徐用宾聘为教     

“左联”时期的周立波

以小说家名世的周立波,在整个“左联”时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那时,他从事翻译理论工作,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创作,除了几首不惹眼的诗,只写过为数不多的散文、杂文(散文在近几年重新引起了注意,而杂文却仍然罕被提及,尽管他的杂文颇有艺术功力)。凡此种种,对于此后造就为小说家的周立波,都是有益的文学准备。单就这段生活而言,他作过简括的叙述:“我在上海十年间,除开两年多是在上海和苏州的监狱里以外,其余年月全部是在……亭子间渡过的。”(《亭子间里·后记》,     

“十七年”文学运动形态刍议

通过对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以来文学运动形态演变的考察 ,着重进行了文学运动的文学地位主流化、文学功能政治化、文学思想政策化、文学创作革命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 ,认为只有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认识前提之下 ,才能够确认新中国文学所代表着的中国文学发展方向 ,并且指出由于政治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控制逐渐达到了极致 ,也就直接制约着文学运动形态的现实演变 ,进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文革时期”的文学运动形态论纲

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约下 ,文学运动走向形态畸变 ,出现了样板化、群众化、帮派化的形态分化。所谓样板化、群众化、帮派化的实质 ,不过是文学运动彻头彻尾政治化的产物 ,以路线斗争为主轴渐次出现在文学运动之中。样板化无疑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 ,保持着文学运动主流形态的一贯性。因此 ,无论是呈现出多样性的群众化 ,还是具有阶段性的帮派化 ,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文学运动的样板化 ,与此同时 ,也分别表现出从艺术到政治的某种悖离 ,从而作为文学运动的非主流形态 ,与样板化并存。     

谢冰莹与“左联”

谢冰莹与“左联”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有人认为，谢冰莹长期被文学史所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后来同左翼文学阵营疏远。[1]谢冰莹同“在联”的关系老何？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略作说明。（一）1929年，正当谢冰莹在上海处于贫困、饥饿之际，她收到了三哥从北平的来信，要她去北平报考女师大。经过一段踌躇之后，她于5月30日同符号等登上了北去的海轮。起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社和陆晶清合编副刊。可是仅两个月，刊物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住，准备考学校。由于生活不安定，她的考试成绩极差…     

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对"五四"文学革命起了领军的作用.以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倡导的启蒙意识、人本主义与"平民文学"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深邃的精神内涵.     

“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不同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讨论中,国内学术界一般都把“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等同起来,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两个论断展开了争论。     

丁玲“左联”时期文学语言的“味道”

"左联"时期丁玲的创作文本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的语言风貌。本文试图用语言学和文学两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学文本入手,选取丁玲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左翼经典小说《水》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语词的选用、语句的构造和修辞的运用等方面的探究,梳理丁玲文学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从而有效了解作家内在的审美追求。     

略论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几年里,日本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经历了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之所以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除有日本文学史本身的规律外,还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明治维新又是一场同封建势力妥协、勾结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加之当时国际上已进入“帝国主义新时代的时期”,致使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地便挤进列强行列,成了一个     

简论“左联”时期的女性文学

一、综论 男女平等共享世界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这似乎已成为很长时期以来许多人尤其是女性心中一个极为美妙的憧憬。然而,这一理想境界的实现并不因女权运动在本世纪初使妇女获得世界性的选举权而轻而易举,也并不因男女两性在外在形式上仿佛已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而立竿见影。事实上,它需要人类许多代人从观念和行为等方面进行深刻而自觉的斗争,单凭女性个体的孤军奋斗是很不够的。为什么太平天国时女子期待的“太平天国”遥遥无期?为何康有为《大同书》为女子呐喊的“大同世界”也无异于一个乌     

“左联”筹建的宣传动因考察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主持筹建“左联”,宣传方面的考量自然居于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左联”常被视作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或标志着左翼进步力量的大结合,但“左联”承担的宣传任务表明,“左联”筹建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联合其他左翼力量,而是批判处于其他革命谱系中的左翼思潮。     

“左联”中的“左”倾错误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左联”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反“围剿”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时的行动纲领,有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左”倾错误给“左联”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这并不能抹杀“左联”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功绩。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对赵树理的影响

文艺大众化问题,实质是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第一个高举文学通俗化大旗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首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响亮地提出了“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口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待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三十年代初,“左联”成立了,在此前后,一批革命作家发起了一场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到1932年冬天,进行了第二次讨论,论及的问题更为深入、广泛。在1934年夏天,又开展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这几次讨论,涉及到了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以及作家如何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些言论不免片面、肤浅甚至错误,同时也存在着说得多做得少,切实的动员发动工作做得不够细致等缺点,因此,革命的大众化的作品并没有产生多少;但是,这     

陈少敏:“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重温毛泽东讲过的话感到更受教育,他说“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90年来,我们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共产党人涌现出来,成为我们党的栋梁之材,成为中流砥柱,值得我们广大党员群众永远怀念,永远学习。     

“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借助《大众文艺》《北斗》等刊物的媒介力量,“左联”参与和组织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努力推行了大众文艺运动。“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问题。“左联”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具有多重意义。     

鲁迅未向茅盾表示同意解散“左联”

《鲁迅全集》新版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解”谓:“‘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题解的意思似乎是说,鲁迅曾向茅盾表示过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丁玲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认为: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她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并能由此透视出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