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革命军》著者邹容牺牲100周年祀

2005年是<革命军>作者邹容牺牲100周年,也是他诞辰120周年,谨以重读<革命军>之心得祀之.100年前,在<革命军>中,邹容自号革命军中马前卒,抒发他献身中国革命、献身中华民族的远大志向;阐述了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鲜明提出了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目标和纲领.邹容的革命精神和光辉思想永垂青史,他热爱人民的赤子精神,博采新知的学习精神,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巴山儿女创造美好的未来.     

试论邹容《革命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邹容(一八八五——一九○五),字蔚丹,又叫威丹,四川重庆府属巴县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青年革命家和宣传家。他在一九○三年十八岁时所写的《革命军》一书,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的系统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著作。这本书以青年人所特有的奔放不羁的热情,犀利如劈的笔锋,深入浅出的议论,慷慨激昂的文词,鼓吹革命,崇尚自由,无情地鞭挞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反对外来干涉,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对于促进人民的觉醒,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史征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先生逝世。鲁迅于同年十月九日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提到一九○六年先生到日本主持《民报》后,他去听先生讲学,是为了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那时章先生三十九岁,而在日本的八千中国留学生中的多数人,早已读过不少先生的战斗性的文章,特别是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所引起的轰动中外的“苏报案”,更使先生在一代青年的心目中,     

试论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

邹容(一八八五年——一九○五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又名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少年时,他就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言谈议论,指天画地,菲薄尧舜周礼,流露出对封建纲常的叛逆精神。他曾经贸学于日本,是留日爱国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的发起人之一。归国后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后来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于受反动派的迫害和折磨,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著作有《革命军》。邹容是二十世纪初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民主     

老沙皇是残害邹容的刽子手——邹容史事订正(选载)

关于邹容参加拒俄运动的问题 1903年4月兴起的反对沙俄侵华的拒俄运动,在历史上是中国人民英勇不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的一页。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站在运动的前列,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对沙皇俄国侵华的反帝爱国斗争。过去,流行一种说法:邹容在东京参加拒俄运动。此种说法源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冯自由作的《<革命军>作者邹容》。该文记载:“癸卯(1903年)春,留东学界以俄人进兵满州,清廷有与俄政府私立撤兵条款之议,大为震动,特     

从《革命军》看邹容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邹容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杰出的思想家。在民族矛盾和级阶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他为了拯救祖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邹容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优秀人物。他十八、九岁时撰写的《革命军》一书,有如一声春雷,以振聋发聩的气势,给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鸣锣开道,为推翻千年帝制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建立了历史功劳。     

邹容成都之行考辨

邹容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著名宣传家,四川巴县人。他十六岁以前,一直生活在重庆;其间,只在一九○一年五月到七月去过一次成都。关于邹容这次成都之行,《学习与批判》七三年三期上发表的《邹容传》,有一段文字(以下简称“该文”)说: “1901年夏天,四川总督奎俊准备选派二十二个青年去日本留学,将在成都招 考。……邹容去成都应考了,考的成绩并不坏,由于他平时思想激进,旧势力对他     

试论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在清末革命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逸仙》一书是章士钊在邹容的激励下编译的一部孙中山早期革命斗争史。该书1903年出版后，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其影响堪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相比驾。特别是在宣传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提高其在革命知识界的声誉，确立其在当时及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方面，该书起到了当时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作用。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邹容《革命军》之人权思想解析

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被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在这本书中 ,邹容用犀利的笔锋、通俗的语句 ,以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为武器 ,痛斥清廷对人权的压制 ,进而阐明了自己的以“国民”概念为核心的人权观 ,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的人权理想国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     

漠视与推崇——从《革命军》看邹容对日本和西方的态度

近代革命宣传家邹容在留学日本期间形成了《革命军》的底稿。在这本小册子中,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革命后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受到了邹容的推崇,并占据了全书较大的篇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书提及日本仅有六次,且始终不是作者的论述重点。这一现象反映了邹容漠视日本与推崇西方并存的态度。而这一态度的形成,是与邹容短暂的留日经历、内心对强国的向往以及其宣传革命的主观目的等因素息息相关的。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评《南风报》的性质

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桂林出版的《南风报》,是秘密的广西同盟会支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有人认为它是宣传革命、鼓吹革命的刊物,具有浓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色彩。但是,也有人认为它不是革命的刊物,而是“反对革命的刊物”,因为,“它和《南报》一样,主张军国主义,而以‘民族建国之思想’和‘知世界竞争之趋势’为‘确定’其军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它宣称‘不敢主排满革命’、‘不敢谤朝廷皇族’,它称革命军‘大逆不道’,是反对革命的刊物。”(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出版的张枬、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笫862页)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关系到对《南风报》(包括《南报》在内)本性质的评价问题,到底哪一种符合实际呢?     

论《革命军》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革命军》植根于革命沃土——四川 《革命军》形成文字不在四川,发表也不在四川。但是,孕育《革命军》的思想与艺术的土壤却是四川,是四川独具特色的历史环境与文化传统促成了《革命军》的诞生。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自古是一块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沃土。从古代的“天数在蜀”、“易学在蜀”到近代的“经学在蜀”,四川文化在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确是独具一格,富有特色,出现过从司马相如、杨雄、李白到三苏、杨升庵,到郭沫若等一代又一代的奇杰大才。四川人民又从来富于革命反抗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梁者,取其人民强梁刚直之义。四川人以“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惟德惟宝”著称。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章太炎与辛亥革命刍论

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宣传家 ,以往史学界因其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反孙”、“拥袁”、“反对代议制”等问题 ,几乎一致认为辛亥革命前后章氏由进步转向倒退 ,由革命转向反动。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有偏颇之处 ,应当把章氏的主张与活动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 ,通过比较他与本阶级其他成员的思想与活动 ,方能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     

论邹容的爱国民主思想

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七十年了。辛亥革命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它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在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他们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表现出了无私无畏的爱国热忱。他们热烈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为其实现而奋斗,而牺牲,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忠诚儿女。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革命军》的作者、在辛亥革命舆论准备阶段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1885-1905),就是其中的一个。     

“五四”诗歌革命在理论方面的倡导和建设——《五四诗歌史》片断之一

“五四”前夜,诗歌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要算是革命军里的一支劲旅,是革命的急先锋。诗歌革命的结果,出现了富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白话的自由形式的新诗。这次革命在手段上采取的是急进的方式,而不是渐进的方式。 在“五四”前夜,较早地对诗歌革命从理论上加以号召的是鲁迅,他于1907年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一充满革命精神的诗论,虽然当时无人响应,但却为中国新诗的诞生起了拓荒与催生的作用,给即将到来的“五四”前夕萌发的新诗运动做了思想与舆论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