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心学思想之空实辨

杨简是陆九渊心学的重要传人,其极端的唯心思想颇受历代学者的争议,比较集中的是对他心学理论的“空疏”与“实用”之争及对其政绩的认定上。笔者认为杨简的思想充满着对社会积极关怀的现实精神,其政绩光华照人。其中对官员的思想教育、对民众的感化和他那文明的司法精神汇成的哲学思想以及他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实践至今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我们探索杨简,目的是为时代的进步提供不竭的哲学动力。     

再论王宗传心学易思想——兼与程颐理学易思想比较

王宗传对正统理学易学作出了重大更新,实现了本体内在性转向和工夫论转向.其易学注重阐述心之内容即理,并由此将心提升为“质之天地,谋之鬼神”的超经验的宇宙本体.基于此,王宗传提出自反和不助的工夫论,突显了其心学易特点.本体论和工夫论的内在转向,是王氏解《易》的关键,也是《童溪易传》与《程氏易传》相异的焦点.     

杨简心学工夫论

杨简心学的工夫,基本上是沿着内外两条道路进行,最后统一于心。向内,杨简心学工夫沿着毋意、反观之路,去体认"本心"的完满自足及其自现之后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致性,到达"永"的境界。并在时时警醒,事事诚敬之中,保有"永"的境界。从而使"本心"上升为"心",获得了普遍性、超越性和绝对性。这是体认工夫。向外,其工夫由家孝到德行最后到国治,成就己心。为此,杨简不仅借助《易传》的心学阐述,具体指出人们在各种社会场合中所应有的合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范式;而且通过孝德教化、打击犯罪、为民办实事等政治实践来化民移俗、治理社会,从而使"心"获得载体而得以体现。这是践行工夫。     

试论悟觉对心学构架的意义——以杨简为例

中国传统哲学更加注重和强调悟性、直觉和体验，是“悟性主义”的，这在心学传统中体现的更为突出。杨简作为陆氏高徒，好学善思重悟，经过屡次悟觉，其心学思想由浅入深，由微而著，逐渐确立、丰富发展和深化完善，最终把一切收摄于本心之中，确立了自己彻底的心学体系，彰现了悟觉对心学构架的重大意义。     

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

程颐《易》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卦才,并被看作客观时势下主体所具有的德性和能力。在人文世界中,义理与时势可能存在着统一、分离这样两种十分不同的状况。程颐认为,一旦出现时势与义理的分离,卦才应该坚守道义以处困。程颐《易》学中的卦才论体现出理学弘扬伦理主体性、张扬士大夫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论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主要是从本体论及工夫论两方面论述的。其本体论主张“君子以理制事”、“圣人作《易》”、“数即理”、“极亦此理” ,以理释易 ,以心释理 ,此心即是“圣人之心” ,把《周易》演绎为一部存心明理之书。这是陆易的主体。其工夫论 ,与“本心”相应 ,是“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二者是中国易学哲学化的重要环节 ,都是中国哲学在宋明时期具备新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陆易思想不仅集中体现了陆九渊的儒家一贯立场 ,而且更加反映了他的心学特征     

论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

王阳明心学的个体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内在良知使个体获得了自身存在和修养作圣的先天德性依据,以及独立进行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其次,通过强调心与身、心与情的关联,肯定了个体属性中的感性成分;最后,随才成就、随事尽道的工夫主张,使不同个体实践能力的差异性及其具体生活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得到包容和认同。在天理的笼罩下,阳明对于个体的关注并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原则。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人文易与意象美——萧萐父的易哲学思想探论

1990年，萧萐父正式提出了“人文易”说。“人文易”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其思想主旨。在继承王夫之以来“明有、尊生、主动”之大易精神的基础上，萧萐父以“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改革意识”“德业日新意识”“文化包容意识”阐明了“人文易”的精神内蕴，并用“民族魂”一词强化了它的重要性。随后，在“易道三分”说的基础上，萧萐父肯定了“神道意识”,认为可以把它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来看待。在推展“文化包容意识”的基础上，1993年萧萐父超越了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了他的文化哲学——通观—涵化说。1999年，萧萐父提出了“意象美”说，认为“意象”是《周易》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传统诗、书、画的意蕴、意境实际上是通过“意象”表现出来的。“意象美”说与“诗化哲学”说所处理的问题层面不同。萧萐父是珞珈易学学派的开创者，王夫之是珞珈易学学派的远源，熊十力是其近源。     

体常尽变——王阳明易哲学的心学建构

作为心学大师的王阳明,心悟不离易道,以“良知即是易”、“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以中正为易道和人心之基本法则,认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又本着五经皆史的观点和六经注我的精神,认为“易是包羲氏之史”,主张道事为一;王氏易学不斥象数,但认为卜筮乃用于神明吾心,所以“易是问诸天人”,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至穷理尽性至命,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     

论王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

阳明心学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元素聚合之果,这些元素至少包括接引弟子、刻印语录、修葺书院、处理事务、协调分歧、抵御毁谤、心灵陪伴、分化一方等。此八种元素各以其特殊功能为阳明心学输送有益血液,成为阳明心学成长的基础;而且,它们相互贯通、相互支援,从而构成以阳明心学为核心,对内可以激活自身、对外可以抵御威胁的学术共同体。这提示我们,作为人文理念的阳明心学乃是由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元素综合、转化、升华而来。由此,我们不仅能把握阳明心学格局形成的真实脉络,而且能获得分析和评论阳明心学之形成的可靠数据,从而确立对阳明心学的理性认知。     

宗其原而应之变: 论明代心学与儒学学统的建构问题

作为朱子理学对立学术体系的心学,至明中叶经王阳明力主是说,而逐渐取得了堪比官方理学的强势地位.这种学术格局变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界的震动和学术群体内部的撕裂,并在客观上促成了明至清初儒学学统建构与再建构问题的产生.在与朱子理学的学术竞争过程中,王阳明以集学术与事功于一体的独特气象支撑着心学体系.倾向心学的知识群体们从朱陆异同、心禅界限、治学主旨、史籍书写等方面的论辩中宗其原而应其变,力图展现出心学理路之价值与谱系之"正宗",从而在儒学学统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占得一席之地.从明代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心学与朱子理学就儒学学统中的位置之争,不仅仅是两种学问绍续薪传过程中的学术命运问题,亦且演递为关涉彼时道统与政统的重大社会问题.     

论组织社会学之建构性张力及其消解

本文在深入分析组织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性张力特征基础上 ,提出消解张力的途径和组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期望这一讨论有助于提升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化水平 ,以推进组织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孙应鳌美学思想的心学本质

孙应鳌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将"心即是理"引申为"心即是仁",并由此出发,提出了"诚意"、"慎独"以"求仁"的工夫论,从而为其美学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心学的理论土壤.对孙应鳌的美学思想的认识,应着眼于对心学与美学相联结的原因进行探究,由此对心学与关学的联结生发出的心即是美所体现的主体性进行考察,这样才能看清他的美学思想所袁明的心学立场,从而看清他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完全是他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展开论述自己许多心学观点的需要.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

《周易程氏传》是理学家易学的代表著作。《程传》作为义理易学的著作,其学术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弼。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     

论朱子对《周易》卜筮性的重新确立及其解释学意义

学界存有一种观点,朱熹重新确立了《周易》文本卜筮性是哲学思维的倒退。这种说法过于轻率。其实,朱熹重提《周易》卜筮性有其历史原因和学术整体发展的思考。朱熹主张易学解释当先从卜筮入手,恢复《周易》文本卜筮话语,主要是为了纠正易学解释中出现重义理、轻卜筮的偏差。他的意图未真正将卜筮与义理对立起来,否定《周易》筮占话语所蕴涵的义理,而是把卜筮和义理视为文本应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倡易学解释先以卜筮话语解读之,然后推演其中义理。以此出发,理解卜筮视域下《周易》象、数、辞、理之间的关系,即先有理后有象有数,以象数符号为理的表现形式,象、数、理三者不可分。就解释学而言,朱熹一方面承认了《周易》是卜筮之书,尊重历史传统,反对人为割断历史、无视文本卜筮及卜筮视域下形成的象数。另一方面,不固守历史,而是着眼于文本意义开放性,以解释"圣人之道"为目标,认同孔子、王弼、程颐等人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作出符合"现实"或"当下"的接近易道的合理偏见,为易学哲学提出了清晰完整的解释路径,即以历史发展为视域,由卜筮解释入手,用形象的象数符号解释抽象"阴阳之道",完成了由历史到现实、由卜筮之象数到易学哲学解释。因此,朱熹重新...     

心的性化：荀子与儒家心学初成

“善解荀子”与“统合孟荀”是近年“荀学热”中涌现的新见,这对于重新认识荀子、消弭荀孟之间的思想张力大有推进之功,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荀孟对峙”的刻板印象。从语言哲学角度看,尽管荀孟在概念使用上存在错位,但其对广义人性的理解一脉相承。荀子从所谓“性恶”出发,通过“以伪别性”将“善”的问题引向了“心”,“心”不仅是恶的来源,也是善的依据,呈现出多维立体结构。同时,荀子也意识到“心”作为德性之源并不能保证德行的实现,主张以外在的师法礼义治气养心、化性起伪。荀子对“心”的完整结构及其限度的发现使滥觞于孔孟的儒家心学至此方谓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