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首领的戏衣

早期义和团的首领多为流民、出家人、巫师和江湖艺人,这些人本身有表演潜质或程度不等地受到过表演训练,具有在公共空间施展表演才能的本领,其中很多首领为戏迷。戏衣具有划分行当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归属意味,流播于社会则兼具象征性和符号性社会功能,还有公共空间内特殊的仪式性功用,尤其是武戏的戏衣,对以尚武为天职的团民及其领袖来说,无疑是超凡武力的寄托物。义和团的法衣、旗帜同样具有模仿戏曲旗号、服饰的倾向。武戏戏衣对义和团民众的尚武行为及其首领的权力幻想产生过影响力。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

19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 ,多发生在鲁西而不在鲁东。从民教纠纷的主导责任看 ,由教士教民肇事者 8起 ,占 18% ;官绅民众肇事者 36起 ,占 82 %。从甲午到庚子年间发生的大量教案 ,也多由刀会拳社组织所发动 ,并最终使鲁西成了义和团的发源地。这说明仅靠简单重复某些传统观点 ,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定的关系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天主教传教士的思想作风和传教方针的不同。     

“九·一八”事变后辽东地区大刀会的抗日活动评析

大刀会原是清末民间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组织。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大刀会的宗旨和活动也在不断的变化。从最初的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再到民国时期的抗捐御匪,大刀会的活动都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九.一八事变后,大刀会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梁锡福为首的辽东地区的大刀会加入了辽宁民众自卫军,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但是由于自身的弱点,大刀会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遭到沉重的打击,最终归于失败。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略论中原地区大刀会的性质及其特点

大刀会是义和团的前奏。兴起于清朝末年,以山东曹县、单县为根据地,迅速向周围发展。其兴盛时期,扩及冀鲁豫苏皖数省,成为重要的会党团体。本文对大刀会的兴起、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系统论述     

闽南村落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族文化融合发展探究——基于新垵五祖拳的田野调查

传统村落宗族组织地位重要,宗族文化对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通过文献搜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以福建厦门新垵村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新垵五祖拳”为个案,对新垵五祖拳与宗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调研。研究发现：宗族文化是新垵五祖拳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新垵五祖拳精神内涵助力宗族文化的延续与保存,新垵五祖拳与邱氏宗族文化关系密切,适应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需要,对于乡村文化复兴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促进作用。     

义和团与孙悟空

直东时期的义和团众崇拜孙悟空等神怪,并以之为附体之神灵。孙悟空形象对义和团的影响主要是晚清猴戏普及性演出所致。猴戏的动感状态对儿童少年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猴戏的舞蹈化动作,同样鼓惑起了团众的动感本能。猴王崇拜的心理还重新锻造了少年团众的童贞气象。美猴王的神怪出身和非凡能耐,促动了团众中少年儿童的超人幻想。团众童子军一系列的打教抗洋事件,再现的恰是现世猴王的叛逆行径。孙猴子七十二变的超凡本领还激化了团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孙悟空形象对团众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类因素,其反叛特性激发了团民抗击外侮的志向;孙大圣大闹天宫、戏弄权威的举止,则启迪了团众戏弄官员、虐待教民的行为。孙猴子身上崇高与反崇高的特性皆反映在少年团中的行为之中。＂悟空＂的神圣性和＂猴子＂的戏耍性,拼合出了其高度对立的共同体,此类双面人格锻造了义和团童子军团的双重性格。     

关中西部乡村民众人际关系与心理嬗变

关中西部传统乡村社会具有鲜明的封闭性和内聚性特点,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理念在村落的渗透,这种封闭性和内聚性被打破。土地依附关系、基层管理模式和村落信息传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转变,导致乡村民众的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论是伦理观念、经济生活还是乡村文化建设或民众日常生活交往等,都表现出淡漠化和功利化趋向。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