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孝治天下”的主要措施及其历史贡献

"以孝治天下"是华夏古代国家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并没有在秦朝中断。秦朝借重宗法治国的主要措施有设置倚重"儒者""儒学"的国学体制、推行弘扬宗法伦理的礼制教化、颁行维护父家长特权的国家法典等。比较王制"孝治"与帝制"孝治"的异同,可以发现帝制"孝治"是从王制"孝治"蜕变而来的。与时俱进地改革"孝治"并使之法制化是秦国及秦朝的主要历史贡献。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孟子“不忍人之心”的哲学阐释

孟子仁学能够同时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充分展开仁的超越性与可切近性的论证。人即仁,仁即人。人、仁始终统一。"不忍人之心"是可感、可知的,随意而发,随情而生,它可以与经验事物联系在一起,又可以获得形上的本体超越。人之"四端"萌动,仁意呈现。一切体仁、达仁的追求都不过是"四端"的发现与推广。"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工夫要求人们始终保持自己身上区别于动物的仁义之道,进而达到仁性本体。而以"亲亲"释仁,则准确地获得为仁情感的源发性与真切性。行仁、为仁的底线伦理就是敬爱父母、尊重父母,即善守孝道。王道艰深,但奥妙只在于"以德服人",即用自己的德行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与信服。     

论儒家"孝治"司法实践中"孝"与"法"的矛盾冲突

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后,儒家孝道伦理便逐渐演化成为一系列"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其中,制定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各种不孝行为,采用司法手段严惩不孝犯罪,是"孝治"施政的重要方面.由于"孝治"与"法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施政手段,因此,儒家"孝治"原则付诸历代封建王朝的司法实践,往往程度不同地出现"孝"与"法"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的结果,通常是"法"屈从于"孝",封建法律原则或司法理性被儒家孝道伦理所扭曲,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屈法徇孝的常见现象.     

唐玄宗的孝治实践及功能分析

以孝治天下是唐玄宗的治国原则和施政特点。唐玄宗亲注《孝经》,阐释"孝治"思想,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以天子身份行孝垂范,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其提倡孝道、推行孝治的目的,不仅是为其统治权力披上合法外衣,而且也想通过孝道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安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支配"。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殷人无孝说

“孝”作为道德规范,在我国古代社会有着特殊的地位。几千年来,孝道一直作为“百行之首”而为制约和调节包括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生活的最基本亦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孝治天下”亦成了我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学说,《孝经·五刑章》引孔子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睡虎地云梦秦简·秦律》中有谒官杀不孝子之案例,唐以后各朝法律均把“不孝”作为“十不赦”之大罪,可见孝道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地位是极隆的。     

历史上的孝道入法

"孝道入法"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家是国的微缩,国是家的放大。孝道是维系家庭伦理的道德律,在极为重视纲常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使孝道从道德层面上升为法律层面,从而加深其对社会的控制力,以维护其统治。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二程对“孝悌其为仁之本”的解读及其伦理意义

在二程(程颢、程颐)看来,"仁"作为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体现在日常人伦中的、通过行动可以实现的道德目标,而孝悌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初始阶梯.行孝悌本身就是在行仁,就是在朝着"仁"的目标迈进.也就是说,行孝悌,不仅使自己成为了"人",而且成为具有"仁"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释"为仁"为"行仁",不仅包含了人之为人的问题,而且要求人们落实行动,进行道德践履,实现言行一致,其伦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以文化人”的思想谱系与理论诠释

"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源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从早期"事神致福"的宗法伦理,到"以教化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伦理,"以文化人"凝聚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古代社会保持整体精神风貌向上以及形成向善力量的价值源泉,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制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     

试论《白虎通义》中的“孝”观念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历历史潮流沉浮后,终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登上汉代政治舞台,成为两汉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孝"是仁的基础,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源泉。汉代独尊儒术,也是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朝代,且"以孝治天下"著称。那么,《白虎通义》作为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会议而编纂整理而成的一部书,以最权威的形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墨子“贵生”伦理思想论要

墨子以"天下莫若生之贵"表达了爱"生"的伦理之义,并从社会意义上论述了责生的伦理内涵.墨子以"刑与知之处"的知性统一,进达人之为人的"生生"之道,突出"生"的伦理自觉.相对于儒家的"仁"与道家的"道法自然"而言,墨子更加突出"生生之道"的"义","义"不仅是"兼爱"天下之"生生",它更是一种"利生、养生"的实践,表现出与儒道不同的伦理之实,从而形成墨子富有"义利"特色的"贵生"伦理思想.     

论"脏手"--关于政治行为的伦理思考之一

政治活动与日常活动相比有着很大不同,政治活动的特殊性需要特定的伦理思考."脏手",即按日常道德标准看来是不正当的政治行为,可能被视为政治伦理的特殊组成部分."脏手"可以看作是僭越最严肃的道德的政治理由,也可视为伦理的内部分裂.通过伦理原则的贯通,可以调和政治与普通伦理的鲜明冲突.我们不能过于迁就道德悬置产生的不正当政治行为,因为它关系到道德品格,并且在过于松弛的道德规范下产生的政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政治家如果经常忽略道德要求,道德要求的拥护者就有可能无视政治要求.与"脏手"有关的问题还有"多手"、"无手"、"空手"等等.     

儒家“孝治”施政视域下“丁忧”制度的法律化、社会实践及影响——基于唐史文献资料的考察

"丁忧"守丧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遭逢父母之丧者应遵循的礼制。"丁忧"守丧由始于对死者哀痛之情而自发形成的社会习俗,经过儒家的一系列改造,并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相结合,经历了由社会习俗到封建礼教、由封建礼教到道德规范、由道德规范上升为封建法律的历史过程。唐代"以孝治天下"为基本国策,唐朝统治者为弘扬孝道而对"丁忧"守丧大力倡导、褒扬和旌表,并将其全面纳入封建法律,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强制推行"。丁忧"制度不仅涉及到仕宦官员的道德评判,更与其仕途命运相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