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立法目的刍议

能源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调整能源领域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后者指正在制定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根据立法目的层次结构,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的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属于第一层次;狭义的能源法,即《能源法》的立法目的属于第二层次,它被语言文字明确地规定在《能源法》总则中。《能源法》立法目的的内容由其法律地位和立法需求所决定,可表述为"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保护生态环境"代表了一国能源法发展的阶段,蕴含着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含义,是《能源法》立法目的条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略论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结构——以《能源法》(征求意见稿)为视角

确立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能源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能源法》只有在制度结构中才能发挥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功能。能源立法应当安排能源基本法即《能源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构建《能源法》与单行能源法、单行能源法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内部制度结构,《能源法》与环境法、相关部门法之间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制度结构,从而形成内外部制度相互衔接的能源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能源法》与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结构

<能源法>的制度设计是中国能源法律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链接的起点与归属,直接决定中国能源法律制度绩效与制度成本之比,决定中国能源法律的制度结构.<能源法>应以能源基本法定位立法,单行能源法只有根据<能源法>的法理和制度规则进行制定或者梳理、修订,才能成为能源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生态安徽与水环境安全法治建设”高层论坛在合肥召开

<正>2014年3月22—24日,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与安徽省法学会联合主办的"生态安徽与水环境安全法治建设"高层论坛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的官员约110余人莅临会议,中州学刊杂志社法学编辑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饮用水源保护立法""面源污染法律控制""流域生态补偿"等有关水法治建设以及生态保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     

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后京都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能源法制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从能源法制理念、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立法体系、能源法制具体制度、能源国际合作法制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调整和变革,以期为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制支持。     

以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为核心的英国可再生能源法

英国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义务和可再生交通燃料义务,可再生能源义务及规定该义务的法令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用事业法2000》、《能源法2004》和《能源(北爱尔兰)法令》。英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国会制定的各种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提供立法空间和基本制度支持,可再生能源法令系统设定调整可再生能源事务的法律规范。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能源法是基础、是依据,可再生能源义务法令是主体、是核心。     

论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形成体系。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与水平的提高,有关可再生能源的法律问题会日益增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以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专门立法与地方立法为主干、以其他相关立法和政策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其衍生问题进行必要的立法与制度储备;同时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和制度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或者扫清制度障碍。     

美国能源政策法对中国能源立法的借鉴价值

自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出台后,我国宏观层面正在进行审议一部全面体现能源战略和政策导向的基础性法律,统一解决能源结构、能源效率、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开发利用、能源与环境的协调等综合性问题,以及包括能源安全的规定.2005年美国的综合能源政策法出台,为美国在今后20年间的能源发展指明方向,对中国这部能源法的出台也有极强的借鉴意义.美国能源政策法的亮点与争议,需要在审视中国与美国各自的能源问题和能源环境的相似及差异下,比较研究了中国在即将出台的能源立法中应当汲取或注意的经验.     

以《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兼谈如何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

《能源法》的出台前景尚不明朗,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部门立法的固有思维不能满足复杂经济社会领域立法的新要求。要想破除《能源法》的立法困境,必须大胆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具体包括基本法模式创新、政策法模式创新和制度法模式创新。以制定《能源法》为契机开创领域立法新模式,不仅是破解当前困局的路径,而且会带来经济社会立法新格局。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法制创新(两篇)后京都时代中国能源法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国际气候立法的发展对各国的能源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以及<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标志着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后京都时代"即将来临.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能源法制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严峻挑战,急需从能源法制理念、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立法体系、能源法制具体制度、能源国际合作法制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调整和变革,以期为实现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制支持.     

生态文明与互联网时代的能源立法现代化

生态文明和互联网深刻影响着能源生产、供应和消费活动,能源立法现代化已成世界主流趋势。我国应该借制定《能源法》之机,开展科学、深入、理性、充分的研究讨论,借鉴国际和外国经验,开启能源立法现代化进程,助推能源革命,实现能源领域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能源立法现代化的路径需要统筹考虑实体内容上具有科学性、外在体系上形成集群性和监管体制机制上遵循市场规律三个方面。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协调

<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不仅需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规则和政策,也需要其他法律的协调和配合.我国既有的能源立法、行政立法、环境资源立法、经济立法以及民事立法等,尚没有或未能充分体现出可持续发展观,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还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不能够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面发挥激励作用,有些规定甚至成了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对现行的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相关法律进行检讨并完善相关立法,是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所必需的.     

我国新能源安全战略及其立法实现

我国在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应当坚持正确的能源安全战略,构建以<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为能源稳定供应和能源使用安全提供法律保障.能源安全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政府管制与市场化有机结合原则、能源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原则.     

论《能源法》的理性及其法律逻辑

《能源法》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目标值,决定了《能源法》必然以其路径依赖作为法律逻辑的出发点与归属。国家、政府、市场与技术因此成为《能源法》法律逻辑的基本范畴。《能源法》制度选择与安排将以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为轴心,在这四大基本范畴的框架内进行逻辑演绎。     

再论能源革命与法律革命的维度

能源法的出台来自于政党政治的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深化、资本与组织体制的变革,更来自于理论突破,因为理性决定制度选择。我国现行法律并不能满足能源革命的要求,能源制度设计远未体现政治、市场与体制的合力,有关能源革命的理性解读成为法律制度创新的前提。能源革命已经为能源法的出台提供了政党政治和能源战略抉择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维度。回应能源革命的能源法必须作出富有绩效的制度安排,才不负众望。     

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现状与立法完善

生物液体燃料是最主要的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生物液体燃料是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的局势,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良策.我国的生物液体燃料发展刚刚起步,在产业化的进程中,由于立法未明确其发展思路,未全面认识生物液体燃料发展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的影响,造成我国生物液体燃料的可持续发展面l临诸多问题.为此,我国应制定综合性的生物液体燃料立法,该法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采用部门联合规章的形式,置于新能源领域的基本法--<可再生能源法>之下,成为我国正在建构的能源法律体系中的第三级子法.在框架结构上,生物液体燃料立法应当包括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原则和管理体制,构建相关规划、标准、经济激励、法律责任等制度.     

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二期青年学者工作坊

<正>2021年12月4日,《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以"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为主题的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23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词,副主编李扬眉副教授为会议致闭幕辞。此期工作坊包括"礼学与实践的儒学""社会科学视域下的儒学研究""儒家政治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儒学与西学""儒学的现代价值与走向""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儒家哲学""儒学与科学"七个专题,与会学者从现代学术视野,尤其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不同视角下,对当代儒学研究进行了探讨,展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