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政策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只涉及单一关键投入,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合型关键投入,其技术进步依赖于算法、芯片和数据的协同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速度不仅受本部门技术创新的影响,也需要上下游关联产业互补式创新的支持。再加上数字化技术在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重组式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传统产业政策已无法应对全产业链和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和组合爆炸的挑战,政策范式转型已刻不容缓。根据演化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导入期的构造范式阶段,这一阶段将会出现"创新蜂聚"和科技投资热潮。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数据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先天优势,但也存在诸如基础科研投入不足,高端芯片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等短板,以及促进创新和隐私保护的两难权衡。中国必须同时采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基因池"多样化和互补式创新的"水平式"产业政策,以及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垂直式"产业政策,唯有二者并重,中国才有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产业政策的转型

当下全球正处于技术和产业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这一深刻转变,预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此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差异表现在创新范式上,前者为组合式创新范式,后者为采摘果实类创新范式。创新范式的巨大差异,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有着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其进程难以通过采取通用技术或主干技术分析这类方法加以把握,尽管这一方法对于分析前三次工业革命是适用的。作为融合多种新趋势的突破性式技术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突破的总体方向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难得的直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为了抓住这一机遇,中国既要发挥好市场的力量,也要通过政府这只无形之手发挥好产业政策的作用,但面对新的局势,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过去产业政策实施中的成功做法,而必须与时俱进,对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进行新的筹划和必要转型,以提升中国适应、参与和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能力。     

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重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经济属性是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合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基本逻辑是,尽可能促进产业外部性效应的发挥,同时尽可能引导产业发展向着多重均衡中的有效均衡演进。相对于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范式呈现出高技术机会、低可收益性、低技术进步累积性和更通用知识基础的特征,因而,更接近于"熊彼特Ⅰ型"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模式。产业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惰性",使得中国既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独特的技术范式存在错配,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策边界不清、政策瞄准效率不高、政策工具不足和政策实施不力等问题。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出发,未来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和积极的重构,促进产业结构政策重点从调整结构向提升能力转变,产业科技政策重点从塑造精英向形成系统转变,产业组织政策从促进集中向培育生态转变,区域政策从激励投资向完善环境转变,开放政策从驱动增长向整合资源转变。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经济赶超的“机会窗口”——基于产业转移演进视角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数百年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成功上演落后国家赶超领先国家的案例。中国若要成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就应在高度重视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充分利用中国科研的人才优势,切实做好新技术产业化,进而掌控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重塑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竞争优势。这也是第二种"机会窗口"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所提供的战略选择。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文化意义

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的特征在于,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融合的趋势;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资本逻辑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支配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它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数字化时代本身的特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界限。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在于,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及其借鉴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机器化生产方式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大突破,而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协调,是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方面.“富裕之路”彰显着市场的无形之手、资本市场的财富之柄、教育投入的巨大回报、技术创新的变革力和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关键是:发挥学习效应与后发优势,寻找起飞和转型的推动力,注重技术培训与企业家的形成,强调市场和制度的作用.     

三次工业革命与哲学发展转型

三次工业革命建立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将古老的农业文明摧枯拉朽,并且每一次工业革命较之前一次均以加速度、超能级的方式更迅猛地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变化发展进程。建基于工业文明之上并反作用于工业社会的近代、现代、当代西方哲学,其发展转型与三次工业文明的进程密不可分,这其间既有工业革命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质疑与终结,又有近现代哲学对工业文明的倡导、批判和颠覆。我们反对唯心主义观念论,但却关注哲学范型与工业革命的类型及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关注三次工业革命与哲学转型的互为因果关系,由此进一步揭示哲学与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的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昭示工业文明类型与哲学范式之间的因果勾连。     

熵的世界观:《第三次工业革命》方法论探源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里夫金在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对于“新经济模式”的未来预测.其中融合了他在《欧洲梦》、《工作的终结》等著作中已经提出的相关思想,并在方法论上贯彻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提出的“能源机制决定论”观念.在具体的政策建议层面上,里夫金的著作不失其思想价值,但在理论方法的考量中,《第三次工业革命》暴露出其自身的困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冲击下河北工业转型升级研究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正在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其实质就是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新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诞生与发展,导致社会的重要变革,最终使人类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虽已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将会受到重大冲击,尤其是能源产业和制造业。在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节能减耗的攻坚时刻,接轨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认清河北工业转型升级现状,广泛宣传,转变政府职能;创新驱动,培养各类人才;发展可再生能源,创建能源互联网;发展3D打印产业,实现数字化制造;坚持科学发展,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促进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打赢四大攻坚战。     

中国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选择

自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开始受到广泛讨论,但对于何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如何参与或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迄今仍众说纷纭。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与特征的科学把握,与中国能否利用好这次历史性机遇、避免重蹈前几次工业革命的覆辙关系密切而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比较分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聚合了四大趋势的破坏式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以双轨战略和双轨机制加以应对。     

“工作的终结”与救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启示与反思

在里夫金看来,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的劳动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对于小部分就业人员而言,他们的劳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体力劳动,而是转变为以智力和情感为基础的协作劳动,后者不再是传统的雇佣劳动了,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第一层含义;其次,随着普遍智能的运用,传统工人劳动必然会被机器取代,信息时代将是传统工人终结的时代,也是雇佣劳动消亡的年代,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第二层含义;再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终结了传统的一切劳动,但它所推动的“第三部门”,将会吸收全部失业劳动力,实现对传统劳动的全面解放和救赎,转变为一种以人际交往为目的的深层游戏,这是“工作的终结”的终极含义.然而,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里夫金显然低估了资本霸权的建构能力,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     

新经济革命中政府职能的再定位——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考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发生,说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经济生产模式已走向末路.把自然当作“资源”开发利用的旧有思想观念则导致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所以,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圈意识”,以及新的可持续能源使用道路,以此为基点推动一场新经济革命.在这一进程中,政府角色非常重要,政府职能迫切需要再定位.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学术动向

近年来,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认为,世界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即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称为“第三次浪潮”。主要论著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最近在我国已有中译本出版),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内斯比特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此前,还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一书等。最近美国《芝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工业革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范式略有不同,施瓦布从技术-社会范式入手,将这次产业升级界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下所引发的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它在内涵上不仅包含前两者,在意蕴上更为丰富和饱满。施瓦布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当前的工业、商业、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开启以智能生产、创新驱动、数字集成、共享经济、弹性工作和灵活治理等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今后一个时期还应当从核心竞争力、实施路径、人口优势、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转型提供根本保障。     

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导向与措施

〕经济结构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不进行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就没有上升的空间 ,就支撑不了较高的速度。目前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几个方面 ,进行结构调整需要在宏观上统一规划 ,给予政策支持和必要的资金、技术投入。针对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种种表现 ,还应采取以市场定产业和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施大企业和大集团战略等措施 ,以此达到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目的     

19世纪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特点及其社会后果

９世纪对欧洲大陆来说,是“工业革命的世纪”。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既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又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在纺织工业继续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煤炭、冶金、机械、交通运输等重工业无论在技术上或规模上都发展较快;有关国家的指导、扶持政策,对工业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也各不相同。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引起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及阶级结构的变化,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它是欧洲大陆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入世”前夕我国经济开放度特征及变化趋势分析

经济开放度应该反映一国经济开放的总体水平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度量经济开放度应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等四个不同角度综合测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开放度有了大幅提高。特别是 1 994年以后 ,我国经济开放度在高位持续稳定徘徊 ,说明我国经济开放机制已基本形成。目前 ,我国经济开放与国外有可比性国家的差距 ,主要是表现在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因此 ,今后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变化 ,将主要体现在开放度内部结构的调整上。确保开放结构的日趋完善 ,应是我国下阶段经济开放的重点。     

论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三次变革

走过了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道路,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变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其发展状况如何,对于推进整个经济建设的进程是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新世纪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新的机遇和挑战,如将何在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试通过对乡村经济前两次变革的论述,倡导乡村经济的第三次革命,探索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的出路、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