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理论主题的古今推演——对崔大华先生儒家论著的要旨绎读

据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儒学的现代命运》及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可知他从个人的现实生活感悟所得出发,深度揭示人类主观演绎的精神变迁历程,全面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的历史构型,具体总结出客观求证的观念系统。受崔先生启发,后学者由此探讨儒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主题,可将其分为"前古、古、今、今后"四个不同认知阶段,推得"神圣、道德、仁义、天人、名实、性理、中西、宇宙"八类基本主题,成就儒家一贯完整的道德学问体系。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     

儒学的重建：《论语》与马克思《手稿》的比较研究

儒学的重建,是指儒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形态的重新建构。儒学重建可操作的思考和研究路径就是将之置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良性互动和综合创新架构之中,通过三者间的相对相关和相互作用,以确认和阐明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发展前景。作为前提,《论语》中的“欲”与马克思《手稿》中的“需要”具有可比性,因而有可能成为两者间良性互动和综合创新的生长点,从而也就可能为儒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形态的重新建构提供一个支点。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

研究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弄清《达化斋日记》中所涉及的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他对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的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西方相关思想的冲突、共鸣与融合等相关情况和线索,可以看出杨昌济是力图将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

"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三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三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梁漱溟与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

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是现代中日儒学知识共同体中的一个亮点 ,梁漱溟研究已经成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这不仅由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人格 ,更因为他的思想与日本当代儒学具有相当程度的亲合性。在现代中日关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 ,日本人对梁漱溟著作和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分析这个过程 ,旨在为建构一个健康的关于现代中日儒学的知识平台而努力 ,这对思考儒学的地域性和国际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等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     

现代平民儒学:当代儒学创新发展之路

坚守人民本位,充分发掘儒学传统中民本思想的有益成分,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是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自信是现代平民儒学的根基。现代平民儒学的实践者是人民群众,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四民"。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有助于促进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国风貌,阐发中国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杜维明与儒学的现代发展

杜维明是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的现代发展。他的儒学言说是建立在对启蒙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给儒学的现代发展开辟道路,他试图纠正人们对儒学的一些传统看法,其中最核心的是儒学与专制政体的关系。他站在世界性问题的角度挖掘了当代思潮与儒学的相关性,从做人以及人格塑造方面肯定了儒学的价值。他对儒学现代发展路径的探讨内容丰富,主要有继承和超越启蒙心态、儒学内部的深度挖掘、走向世界、广泛参与等。他对儒学的弘扬并非是情绪化的,而是冷静的、理智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儒学负面价值的反思上。探讨杜维明的儒学言说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现代价值,也对我们把握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儒学的历史与未来——我的儒学观

通过关于儒学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揭明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儒学历史观;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提出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我的儒学发展观.二者合称为我的儒学观,是本人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学问的历史和未来的省思所持有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梁漱溟民主观的演进及其特征——基于梁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历史性考察(1906-1949)

梁漱溟自言一生关切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他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重事功、遁空门及归儒学;与之相对,在思考社会问题上,梁基本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公共生活。从历史发展过程上讲,梁漱溟对民主的认知始于其思想历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暂时回避讨论民主,第三阶段则重新回顾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中国社会进步之意义。就逻辑发展脉络而言,弃事功而遁空门与出佛家而归儒学的两次思想转变造就了他能够在文化比较的思路中观照现代公共生活并对民主政治给出独特的儒学式理论诠释。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论儒学在构建现代大众精神信仰中的作用

精神信仰建立在复杂的文化单元之上,单一的文化形态无法支撑起现代多元、多层次的信仰系统。儒学本身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自做人到高级精神境界的精密理论,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普及在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它可以补充、完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本文从文化格局与局限的现状、精英与大众的分层、入世与超世的提升等方面,论证了儒学能够在构建现代大众深层精神信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儒学的再生是否可能——论儒学的当代命运

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当代命运有三种判定 :或生 ,或死 ,或置于死地而后生。通过追溯儒学的历史命运 ,批判分析西化论、新儒家的观点 ,认为儒学的再生重建具有四个方面的可能性 ,但儒学的再生不是新儒家所谓的“返本开新”的过程 ,而是一个在中国现代社会改革实践中先破后立的过程     

简论同光时期的儒学与民本思想

同光时期 ,儒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功能作用和价值取向上的变革 ,使儒学实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再到“经世致用”的历史性转变。伴随着儒学这一重大转变而来的是 ,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失去了儒家学术的智力支持 ,在实践上丧失了儒学提供的精神动力 ,同光时期儒学的衰变因而也改变了民本思想的历史命运。